第2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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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6-21　11:16:40
      
      　　97、赵光义虽然弑兄纂位，但兄弟二人在推动君主制度由军人政治转向文人政治（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方面又前赴后继、一以贯之、成就斐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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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光义虽然杀害了乃兄，但在政治上并没有另搞一套，而是沿着赵匡胤已经开辟的道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甚至走得更远。
      　　赵匡胤在位17年（公元960年——976年），政治上非常明确地推动君主制度由军人政治模式转向文人政治（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模式，主要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彻底解决藩镇割据、军人干政问题。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尽人皆知，不赘。这里只把他称帝最初两年的有关事件以时间顺序介绍如下。这位行伍出身的皇帝解决藩镇割据问题的办法颇为专业、颇具特色。
      　　960年6月间，“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而命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一般皇帝集中兵权，都是先把高级将领换成自己的亲信，赵匡胤却是先从基层做起，先把“犷悍之士”集中到禁军中来。此一做法，后来成为制度。前文曾经说到过这件事情，在以近身格斗为主要作战样式的冷兵器时代，这非常重要。便是进入热兵器时代，在双方兵器水平相同的前提下，这也仍然非常重要。
      
      　　同时，“又惩唐以来籓镇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后世评论这一做法，大都只是注意将不专兵、兵不专将一点。其实，在和平条件下“分遣禁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也是重要目的，也很重要，不就是后来的野外训练、拉练吗？！而这一点，非行伍出身、非带兵出身，不易认识到。
      　　961年2月，“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自是殿前都点检遂不复除授。”习惯做法大都只是换人，这一做法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取消了这一职务——将原来殿前都点检统帅的部队一分为三，就是后来的三衙（殿前司、步军司、马军司）。赵匡胤似也明白制度比人更重要。他自己就是后周世宗柴荣最信任的将领，居然都夺了人家江山，自然明白亲信也不能绝对相信，还是得相信制度。可惜，他没有把这一观念推而广之、长期坚持。否则，哪里还能有赵光义当皇帝的份儿呢？六年后，“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者”，赵匡胤“欲诛之”，赵普谏曰：“若重赟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敢为陛下将亲兵者？”可见，这时的禁军统帅已经类似烫手山芋了。制度比人更重要，自古如此啊，为认识不易，坚持做到更不易。
      
      　　961年8月，诏令“缘边诸寨有犯大辟者，送所属州军鞫之，无得辄斩。”这是开始将杀人权收归各级行政机关。
      　　962年3月，赵匡胤对宰相们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而不问，刑部之职几废。自今决大辟者，录案闻奏，委刑部详覆。”这是进一步将杀人权直接收归中央政府。在集权制度下，如果地方衙门、甚至基层衙门就掌握杀人权，对平民百姓而言，那一定是很极端恐怖的事情，草菅人命的现象必然不能避免。
      　　同年12月，针对“五代以来，节度使补署亲随为镇将，与县令抗礼，凡公事专达于州，县吏失职”的状况，决定各“县复置尉一员，在主簿下，凡盗贼、斗讼，先委镇将者，命令与尉领其事；自万户至千户，各置弓手有差”。这是将司法权力收归行政机关。
      　　963年后，“始置诸道转运史以总利权”。这是将财政权力收归中央直管，各地税收除行政开支之外全部上解中央。
      　　中唐以来割据一方的藩镇，并不仅仅是掌握兵权，司法权、财政权、人事权都在他们手里。赵匡胤通过这样一系列办法，彻底解决了这一弊病。就历史政治发展而言，这能不能算是进步，自然可以讨论，但相对于大一统的君主集权而言，无疑有效而必要。
      　　经过一段政策调整后，原本无法无天的将领们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了。通过下边这样四件小事可见一斑：
      
      　　970年3月，忠正节度使王审琦辖区有一个县令“以罪停其录事史”。王审琦的幕僚认为这个县“令不先谘府，请按之”，还想依照老习惯办事，要把县令抓起来问问。王审琦说：“五代以来，诸侯强横，令宰不得专县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籓维，而部内宰能斥去黠吏，诚可赏也，何按之有！”王审琦显然已经建立起了法制观念。当然，不会是民主的法制观念，而是君主的法制观念。
      　　971年6月，瀛州防御使马仁瑀的侄子因醉酒误杀平民，按律当处死刑，对方提出愿以过失伤害论罪。马仁瑀说：“我为长吏而兄子杀人，此乃恃势恣横，非过失也，岂敢以私亲而乱国法哉！”
      　　972年9月，枢密使李崇矩和宰相赵普厚交为儿女亲家，赵匡胤很不高兴。此前，宰相和枢密使向皇帝汇报工作之前都是在一处等待，下令“分异之”，从此成为制度。
      　　1025年12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更有意思。有个叫杨崇勋的殿前副指挥使去找宰相汇报工作，当天“微雨新霁，崇勋穿泥靴登阶，（宰相）王曾颔之，不以常礼延坐。崇勋退，劾奏其失，送宣徽院问状。翼日，曾入对，请传诏释罪。太后问其故，曰：‘崇勋武夫，不知朝廷之仪。举劾者，柄臣所以振纪纲；宽释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则仁爱归于上而威令肃于下矣。’”堂堂禁军副指挥，因为穿着泥靴来见宰相，不仅不给让座，而且还可以正儿八经问罪，足见军人干政之风已经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