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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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6-10　11:33:10
      
      　　92、长期和藩镇的缠斗全面加重了社会负担，又彻底破坏了君主统治的社会基础，后期的农民起义就是基本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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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打的是钱粮。唐皇朝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中，以一隅之地而对各路藩镇，战争对军需物资需求的不断增长不可避免的破坏了原来比较合理的经济政策，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形成哪里有钱粮向哪里征收、谁有钱粮向谁征收、需要多少就征收多少的现象。所谓朝廷，就有些和强盗差不多了。
      
      　　就现有历史资料看，这种现象是公元762年间开始出现的：
      　　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
      　　这样一来，形成的局面是：朝廷见谁家有钱粮就“发徒围之”、“谓之白著”；百姓、而且是“有蓄谷十斛者”则“相聚山泽为群盗”。可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朝廷当强盗，百姓就用对付强盗的办法对付朝廷。
      　　到了780年李适继位后，这种办法继续不下去了，朝廷被迫正式废止长期实行的租庸调制，实行了两税法。《资治通鉴》有一段话较为精炼的描述了这个过程，原文如下：
      　　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玄宗之末，版籍浸坏，多非其实。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纪极。民富者丁多，率为官、为僧以免课役，而贫者丁多，无所伏匿，故上户优而下户劳。吏因缘蚕食，民旬输月送，不胜困弊，率皆逃徙为浮户，其土著百无四五。至是，（杨）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在古代税赋制度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两税法，就是这样来的。其本质也是哪里有钱粮向哪里收、谁有钱粮向谁征收、需要多少就征收多少，但因为有了统一的征收标准，改变了“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的强盗行径，反倒成为一种相对进了一步的税赋制度。
      　　公元782年，朝廷的钱又不够用了。“时两河用兵，月费百馀万缗，府库不支数月”，有人提出建议，“货利所聚，皆在富商，请括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计天下不过借一二千商，则数年之用足矣”。这个办法名义上是借钱，实际执行中成了抢钱，“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辄加搒捶”，反而酿成了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长安“百姓为之罢市，相帅遮宰相马自诉，以千万数”，当时的宰相“卢杞始慰谕之，势不可遏，乃疾驱自他道归”。付出如此大的政治代价，“计并借商所得，才二百万缗，人已竭矣”。真正得不偿失。
      
      　　783年6月，朝廷不得不实行了“税间架、除陌钱法”。
      　　所谓税间架者，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钱二千，中税千，下税五百，吏执笔握算，入人室庐计其数。或有宅屋多而无它资者，出钱动数百缗。敢匿一间，杖六十，赏告者钱五十缗。所谓除陌钱者，公私给与及卖买，每缗官留五十钱，给它物及相贸易者，约钱为率。敢隐钱百，杖六十，罚钱二千，赏告者钱十缗，其赏钱皆出坐事之家。于是愁怨之声，盈于远近。
      　　这等于同时开征固定资产税、交易税、赠与税，比汉武帝晚年的办法还要厉害。
      　　天子脚下、京城之中到了如此地步的时候，其他地方就可以想见了。后来有一户部官员向皇帝汇报相关情况，摘要如下：
      　　臣出使经行，历求利病。窃知渭南县长源乡本有四百户，今才一百余户。閔乡县本有三千余户，今才一千户可，其他州县大约相似。访寻积弊，始自均摊逃户。凡十家之内大半逃亡，亦须五家摊税。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摊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敛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泽，不虑无鱼。
      　　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乡闾屡困于征徭，帑藏因兹而耗竭，遂使从来经费色额太半空系于簿书。缓征敛则阙于供需，促期限则迫于贫困”。
      　　朝廷经济最紧张的时候，曾经出现下面这样的场景：786年3月间——
      　　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李泌即奏之。上喜，遽至东宫，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又遣中使谕神策六军，军士皆呼万岁。
      　　时比岁饥馑，兵民率皆瘦黑，至是麦始熟，市有醉人，当时以为嘉瑞。人乍饱食，死者复伍之一。数月，有肤色乃复故。
      　　在天子脚下，到如此程度，真令人不寒而栗。
      　　相反，各路藩镇基本是以一隅对一隅，多数情况是大家联合起来对付朝廷、以数隅对一隅，经济状况反而好一些，有的藩镇治下甚至出现“法令齐一，赋均而轻”的局面，老百姓的日子反而好过一些。“赋均而轻”和法公而平，自古以来就是老百姓对朝廷的最基本、最主要要求，能够做到这两点，就可谓盛世了。唐朝的藩镇割据之所以能够延续百余年，深层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百姓在朝廷治下和在藩镇治下日子过得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在藩镇治下的时候，唐皇朝统治的社会基础就被彻底破坏了，成为偏安一隅、较为弱小的一路藩镇。所谓盛唐——古代历史上辉煌的这一页，中唐以后就已经翻过去了。
      　　由于安史之乱，各路叛军在唐皇朝的心腹地带反反复复以种种形式存在了七八年，但始终没有出现农民起义，并最终战胜了叛军，这是唐朝前期社会基础比较稳固的重要标志。而后来频繁出现的农民起义、尤其是以黄巢为代表的大规模起义，又是唐皇朝统治基础已经被彻底破坏的标志，就是古人所谓气数已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