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节

作者:振古如兹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75章/245章 | 上一节 | 下一节

在传统君主政治范畴内看，明帝这两件事情办的很有点帝王架势。可老天爷似乎不在司马皇族一边，明帝24岁登基，27岁就死了。
      
      　　明帝一死，东晋如同历代皇朝那样先兴旺一番、然后再走向衰亡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王氏家族力量下降、王导丧失最高执政地位，又使得东晋以不同于历代皇朝那样的模式兴旺一番的可能性也彻底消失。
      　　但是，存在一个强大的官僚世族群体——这个特殊的社会结构并不会改变。这样一来，东晋就陷入一种老路走不通、新路不会走的尴尬。其中，最为尴尬的就是后来的一代代皇帝。
      　　明帝死后，5岁的司马衍、成帝继位，他妈庾太后称制，他舅舅庾亮执政。庾亮也是来自北方的官僚世家后代，其父曾经担任会稽太守。他们家来得早，和当地力量的结合也更紧密，他干起事来也更放得开，上手就把司马氏当时的代表人物司马宗杀了。
      
      　　司马衍年纪不大、人很聪明，久也不见司马宗，便问起来。庾亮回答说，司马宗做贼（造反），我把他杀了。于是，便有了司马衍那著名的一问：“舅言人做贼便杀之，人言舅做贼复若何？”在关于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一文中，我们曾经讲到过此事。问题在于，皇帝不仅仅是靠聪明就能当的，更主要的是实力。
      　　庾亮不改强悍作风，想要削弱另一大家苏峻的力量，惹得苏峻兴兵问罪，他打不过人家，扔下皇太后妹妹、外甥皇帝跑了。
      　　小皇帝司马衍多亏王导保护才幸免于难。后来，一直到十多岁时，始终像王家的子孙一样对待王导，见面下拜，书面文件首行称“惶恐言”，到了王家还向王导的妻子下拜。这样的皇帝可能当得也没多大意思，21岁便因病去世。
      　　明帝传位于弟弟、康帝司马岳，在位2年，23岁病死。
      　　权臣庾氏兄弟指定康帝两岁的儿子司马聃继位为晋穆帝，不足一年又病死了。
      
      　　这时，谁当皇帝已经有点无所谓了，司马皇族挑了个年纪大些的司马丕、哀帝，21岁继位，25岁就又病死。
      　　后来又挑了个年纪再大一些的、39岁的司马奕继位，不足6年又被权臣桓温废了。后世称为晋废帝。
      　　接下来的晋简文帝年纪更大，是司马炎的小儿子，为桓温所立，51岁继位，53岁病死。此人很是想得开，临终前一日内连发四道诏书请桓温入朝，人家不理睬，他就写下诏书，说你可以辅助我儿子继位，也可自己称帝。执笔郎中都看不下去了，他反倒说：天下本是取来之物，你何必如此着急呢?
      　　再下来是晋孝武帝司马曜，总算是一个长命的，10岁继位，在位24年。长期的主要工作是吃喝玩乐。临死那天，在酒宴上开玩笑，说宠妃张贵人老了、应该靠边、自己喜欢更年轻的女人。一言不合，惹恼了张贵人，当晚便命令宫女用被子将他活活闷死。
      
      　　然后是晋安帝司马德宗，从小不会说话，不辨寒暑饥饱，没有基本生活自理能力，是司马皇族又一个白痴，15岁继位，37岁被军阀刘裕派人勒死。
      　　最后是晋恭帝司马德文，34岁继位，36岁时，刘裕派兵送来一杯毒酒。他不喝，理由是：“佛说：人凡自杀，转世不能再投人胎。”于是，兵士将他挟上床去，用被子蒙死。
      　　东晋的皇帝们大多是给官僚世族大家为君，只是一个比一个活得窝囊；最后的两任皇帝是给刘裕这样出身贫苦的军官为君，就是一个比一个死得可怜了。
      　　东晋的皇帝窝囊，但这个由官僚世族组成的政权却还相当强势。他们曾经向西统一了西南地区，向西北打到长安附近的灞上，向北打到河南滑县的枋头。东晋的北伐终于没有成功，似乎可以这样说，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主要的原因是，相对于江南温柔富贵乡，北方恐或是少了些吸引力，虽然多次北伐，但基本没有上上下下真正统一思想、集中全国的力量、毕其功于一役的情况，多数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将北伐作为政治策略的时候多；其次，可能和两宋以后历代皇朝总是不能战胜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有类似之处。
      
      　　皇帝窝囊，忠臣也就不多。初期坚定不移站在皇帝一边的刁协、刘隗，如果出现在其它任何一个皇朝都可能是千古流芳的忠臣，在后世也应该被视作坚决反对地主阶级兼并土地的进步力量甚或是法家。但在东晋的政治舞台上，终于不成气候，在史书上评价也一般。这也是由东晋特殊的社会结构、政治力量对比决定的。顺便说一句刁协。他主张加强皇权、抑制兼并，被平反后，他的儿子们都被授以高官，且一个赛一个兼并土地、搜刮民财，有田万顷，有奴客数千，为京口豪富。刘裕掌权后诛灭了这一民愤极大的暴发户，其财产让四方平民百姓随便拿，居然拿了好几天。
      
      　　而东晋被刘宋取代，就又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了。作为官僚世族建立的政权，东晋的官僚地主兼并土地、和国家争夺劳动力这两种倾向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遏制，这在制约皇权泛滥层面是好事。对于官僚世族地主，自然也是好事，他们能够活得潇洒，吟诗作画、附庸风雅，就是因为占有土地和奴客，没有衣食之忧。但是，相对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就又可能是坏事，意味着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可能失去控制，失去土地的农民会越来越多；无地农民越来越多，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佃农和雇工的收入就会越来越低。于是，东晋作为一个局部政权，仍然爆发了规模较大、历时十多年的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镇压这一起义的漫长过程，成就了一个出身贫苦的下级军官，便是后来取代东晋的军阀——宋武帝刘裕。
      
      　　始终没有抑制兼并土地，这是东晋和此前此后历代皇朝最为突出的不同。这不是理论问题、不是政治主张问题，也不是政治制度问题，仅仅是统治集团的生存需要。东晋统治集团的主导力量是北方南下的官僚世族地主，如此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几乎什么都可以带走，唯独土地带不走。这样一来，北方官僚世族地主们落脚江南的时候，就是一帮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土地，还成何地主？又如何站稳脚跟？所以，他们需要努力兼并土地。包括在王氏家族比较清高的王羲之，也同样求田问舍，《全晋文》中就有他向朋友索还田产的帖子。他们自己需要兼并土地，也就不能反对别人兼并土地。
      
      　　以刘宋取代东晋的公元420年为分界，中国古代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