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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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3-12　10:24:04
      
      　　君主社会的皇位继承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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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从2600多年前就已经形成的、与政治主张并无必然联系的、技术性的政治经验“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开始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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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时期、公元前650年的秋天，聚居在黄河之滨、秦晋大峡谷东侧、黄土高原之上的晋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国君晋献公死了。
      　　晋献公曾经因为喜欢一个叫骊姬的漂亮女人而废黜太子、已经导致晋国内乱十多年。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此时逃亡在外，是享有继承权的、晋献公的8个公子之一。晋国西边紧挨着的是秦国，两国之间经常互相帮助也互相侵扰。当时的国君秦穆公感觉又是一个机会，便派公子絷以吊唁为名去找重耳，动员他回国争夺继承权。
      
      　　对这件事情，《国语》的记载是：
      　　乃使公子絷吊公子重耳于狄（重耳临时居住地），曰：“寡君使絷吊公子之忧，又重之以丧（哀痛）。寡人闻之，得国常于丧（国君去世），失国常于丧。时不可失，丧（哀痛）不可久，公子其图之！”
      　　《礼记》的记载是：
      　　晋献公之丧（治丧活动），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虽吾子俨然在忧服之中，丧（哀痛）亦不可久也，时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图之！”
      　　这里《礼记》中“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的“斯”，也是指晋献公之死形成的新的政治机会。“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和“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意思完全相同。
      　　晋献公死后内外政治力量动员重耳回国这件事情，《史记??晋世家》中也有记载。三相对照，“得国常于丧，失国常于丧”此言应该就是有的。且秦穆公也是“闻之”，或是托词，或说明此言在2600年前就已经是一句老话、古语。如是，这话就实在够古老了。
      　　重耳并没有着急回国参与争夺，而是又流亡了7年，等得兄弟们互相杀戮得差不多了才回去。晋献公之丧这个机会，最终还就是落在了重耳手中。
      　　当时社会实行至上而下的世袭制，又是至上而下的终身制。周天子对自己的天下、诸侯对自己的国、大夫对自己的家，都是世袭制，又都是终身制。对于这种制度，“丧”是天然边界，必然导致权力更迭，政局必然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人们在大量的特殊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条特殊经验：最高统治者的“丧”，由于必然导致权力更迭，是一个既容易夺取最高权力、也容易丢失应该到手的最高权力的政治机会；有关各方都必须瞪大眼睛、高度警惕，否则就可能错失机会。
      
      　　此后的2500余年，翻开史书的任何一页几乎都能碰上这样的事情，可谓不绝于史、俯拾皆是。
      　　在如此悠久而广大的背景上形成如此政治经验，直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规范的政治权力更迭办法，导致政治权力的更迭缺乏稳定性。
      　　2500余年后，世袭制随着君主制度一并被取代，但终身制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先后掌握最高国家权力的领导人虽然政治主张不同甚至尖锐对立，但又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事实上的终身制。“丧”也就还是天然边界，这句话也就还是常常被说起来。在1976年那个多事之秋，现代中国革命的一位老元戎就曾经又说起这句话。
      　　直到改革开放开始，逐渐实行最高领导职务的退休制度和任期制度，终身制才寿终正寝、被送进历史博物馆。
      
      　　这样看来，这一政治经验就是技术性的，和政治主张、意识形态都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只要具备相应条件，就会出现相应现象。
      　　远古那些睿智的先人们最初总结这一经验的时候，更是技术性的。他们并不是为某一方面出谋划策，而是对双方面公平提示，无论是希望“得国”还是避免“失国”，“丧”都是重要的政治机会。这就好似《孙子兵法》中那些战略战法，并没有预设政治立场，是大家都可以学、都可以用的技术。
      　　皇位继承办法和朝代更迭模式一样，都是权力更迭技术，是君主政治的核心技术。皇位继承一般发生在统治阶层内部，大多数情况下直接反映的是朝政格局、统治集团内部协调技术的成熟程度，间接的又反映社会基本制度、社会结构的合理性。皇位继承一般比朝代更迭来得频繁，对百姓生活、权力运转、国家兴亡、民族兴衰、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就更频繁。
      　　我国君主社会的皇帝，列入一般历代纪元表的、从秦始皇到清宣统共282位，除去30位大大小小的太祖是自己打下江山之外，共发生皇位继承252次。
      　　从秦二世胡亥在赵高的忽悠下抢班夺权，到天上掉下馅饼来砸在满清亲王之子溥仪头上，本文试图和大家讨论的就是君主社会在2132年间的252次皇位继承。
      　　讨论的方法和讨论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一样，还是四条。在《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模式》一文的开头话中说过了，不赘。其中有两点，感觉上次没有说透，再说两句。
      　　一是关于借古喻今。
      　　这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传统方法，《春秋经》当中就比比皆是。古人以更为远古的政治实例来比喻当前政治问题，以论证当前措施的正确与否。古代政治是经验指导下的政治而不是理论指导下的政治，那时还没有系统的政治理论，前人的政治实践几乎是唯一的政治知识渊源，当时的人们引用远古的政治实例和后来的人们翻开经典著作、引用某位理论家的某段话的作用是一样的。常常有人据此认为古人有复古守旧倾向，有时可能就是忽略了这一点。客观而论，古代政治双方大都是如此，和现代政治双方大都常常引经据典差不多。这一时期借古喻今的基本倾向可谓以古证今，作为手段是学术性的、中性的、常用的、通用的。
      
      　　当然，谈论现实政治总是有一定风险。郑国的子产执政的时候就曾经有人提议摧毁人们议论朝政的乡校，但还不是杀头。秦始皇称帝后实行集权专制统治，这种风险急剧增大，议论朝政就可能掉脑袋了。这时，借古喻今才开始作为政治斗争手段出现，并且很快就变得非常主要、使用非常频繁，人们既以此规避政治风险、又以此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
      　　不过，那些宽袍大袖、风度翩然、任意指点江山的士人们刚刚从百家争鸣的宽松环境中走过来，还不知道集权专制的厉害。不许论今，难道还不许说古吗？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之一，带着不满情绪运用起来，可能也非常放肆，类似当着和尚骂秃头的事情可能很多。秦始皇没有办法对付，干脆规定一条：以古非今者族。这一规定的政治倾向很明白，是不许以古非今，以古是今还是允许的，其实是提倡的、鼓励的。可这时的士人们有个怪毛病，或者说有点逆反心理，你想让以古是今，偏不；你不许以古非今，偏要。于是，以言入罪就此开始，实质是以统治者对言论的任意解读入罪。我认为你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你有罪你就有罪。这样做看起来很不合理，可完全由士人们自己解读也未见得就很是合理。其中有个解读权问题，当时还没有什么好办法。更不好办的是，由于解读的具体工作量很大，统治者只能层层委托。层层委托就必然导致解读水平参差不齐、逐级下降，解读容易变成心理猜测、牵强附会、吹毛求疵、望风捕影、无中生有。这又必然导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难免会有好心被当作驴肝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以古非今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成为君主社会历史上独居特色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借古喻今的基本倾向可谓真假难辨的以古非今。
      
      　　这便是借古喻今的两种倾向：以古证今；以古非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