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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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0-06-12　10:28:09
      
      　　日本和百济是同盟关系，所以那些被打散的复国军余部和众多不愿归顺唐朝的百济遗民理所当然的把日本当成了庇护国，纷纷渡海前往日本。这些百济遗民很显然不是前去日本当“顺民”的，而是想以日本为基地重新组织力量伺机东山再起，反攻百济本土。
      　　另外，尽管百济的国力不如日本，但百济人对日本人是有心理优势的——百济不论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要优于日本，日本大化改新的很多思想也都是从百济传入的。因此，这些百济遗民来到日本后，倒是颇有些反客为主的意思。
      　　这就让中大兄皇子非常头疼了：接纳的话，大量百济遗民涌入，给日本沿海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不接纳，就有违当初两国缔结的盟约，一旦逼得这些百济人从流民变成流寇，对日本的危害更大。而日本上下最担心的，就是接纳百济人引来唐朝的不满，怕唐军以追击百济复国军残部为名，对日本本土实施报复性攻击。
      　　怎么办？摆在日本君臣面前的是两难抉择。
      　　最后，中大兄皇子使了一招顺水推舟：你们这些百济遗民想要在日本落脚不是不可以，但是想要在日本呆下去，就要为日本的建设和国家安全出一份力。怎么出力呢？
      
      　　盖城堡、修工事、筑长城。
      　　为了防范唐军从海路来犯，中大兄皇子决定在北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修筑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一系列沿海防御工事，主要是在对马、壹歧、筑紫国等地修建烽火台，并派精兵把守要冲，主要起到预警作用；第二道防线是在筑紫一带修建大水堤，并以水地围成水城，可供小船通行，使唐军大船却无法靠岸登陆；第三道防线是在对马、北九州、长门、赞吉的屋岛、河内的高安修建城堡，形成纵深防御，即便对马、壹歧等地失守，还能凭借沿途城堡阻挡唐军，确保筑紫大宰府及北九州等核心地区的安全。
      
      　　但是，仅靠日本当时的技术水平，是无法完成这一系列高难度的建筑工程的。所以，中大兄皇子册封了数十名渡海来投的百济贵族和将领，让他们在日本朝廷里出任官职，在安抚和笼络的同时，让他们把数万百济遗民组织起来，负责这一系列工程的建设和监督。
      　　百济的贵族和将军们得到了日本朝廷的接纳，于是很用心的充当起了日本防务建设者的角色（反正出力的是士兵和百姓），间接的把百济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了日本。而对刚刚来到日本的百济人而言，给他们一件事情做，以工代赈，生活有了着落，吃住问题解决了（干活肯定要给工钱），力气都用在干活上了，也就不会有太多的精力想着去闹事了。
      　　日本修建沿海防线与刘仁轨治理百济几乎是在同时进行的。从表面看，双方都在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但实际上，唐朝并没有远征日本本土的计划，留在百济的唐军也不具备渡海远征的充足兵力，日本过于紧张的举动反而引起了刘仁轨的警惕。
      　　作为唐朝在百济的全权代表和最高军政长官，刘仁轨必须要对熊津都督府的安全负责，因此，他决定派人去日本走一趟，看看一边收留百济遗民，一边修筑军事工事的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日期：2010-06-13　11:24:49
      
      　　公元664年（唐高宗麟德元年）四月，刘仁轨派朝散大夫郭务悰带着碟书和礼物坐船日本的九州岛访问。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出访的最初策划者并非刘仁轨，而是百济都护、熊津都督刘仁愿和熊津道行军大总管、右威卫将军孙仁师，只不过刘仁愿和孙师仁在郭务悰动身前就已回国，所以这个计划的实际执行者是刘仁轨。
      　　关于这次访问，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公元664年）四月，大唐客来朝。大使朝散大夫上柱国郭务悰等卅人、百济佐平祢军等百余人到对马岛。遣大山中采女造信侣、僧智弁等来，唤客于别馆。……（郭务悰）乃授牒书一函于智弁等而奉上，但献物检看而不将也。”
      　　从这条记载中我们能够获得两个信息：第一，这次出访实际上是唐朝在百济灭亡后首次向日本派遣使者；第二，这次遣使并非唐朝政府官方所派，而是熊津都督府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一次外交行为——在没有得到唐朝中央政府的授权下，这次出访可以被视为是非法的。
      
      　　那么，刘仁愿、孙师仁和刘仁轨为何会在唐高宗不曾授意的情况下突然派人前去日本出访呢？
      　　首先是稳定的需要。白江口之战后，百济境内大体平复，进入了恢复生产和休养生息时期，但唐朝留在百济的军队数量并不多，大体能够维持百济的安全与稳定，并不足以对高句丽和日本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后的百济也需要时间来恢复生产，同时与高句丽和日本为敌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其次是战略的需要。唐朝的主要目标是高句丽，经营百济是为了在半岛南部建立稳固的大后方，而非渡海远征日本，所以需要对日本采取一定的安抚措施。同时，百济复国军残余势力并未完全被消灭，他们和不愿归附唐朝的百济遗民一起投靠日本，企图东山再起，又不得不防。
      　　所以，刘仁愿、孙师仁、刘仁轨等人才决定派有能力有胆色的朝散大夫郭务悰和百济高官祢军一起出访日本，打探百济遗民动向和日本境况。朝散大夫只是一个衔位，没有具体的职务。在唐朝的外交史上，先后有两位著名的朝散大夫，一个唐太宗时期的王玄策（王玄策在印度一人灭一国的传奇经历，足以另写一本书），另一个就是唐高宗时期的郭务悰。
      　　郭务悰带去的那封外交文书，一定经过了刘仁轨的精心润色——既要表明唐朝愿意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东北亚问题的态度，以减轻日本上下对唐朝的敌意，同时又委婉的警告日本不要助纣为虐，帮助百济遗民与大唐为敌，让日本君臣在疑虑和惶恐中不敢轻易插手半岛事务。
      　　不过，这次出访也带有很大的风险。郭务悰的使团是由熊津都督府派出的，并不代表唐朝政府和高宗李治的意志，而以地方官员的身份派人出访一个国家，等于把日本降了一级——你日本也就能和我大唐道一级的官员平起平坐。这一举动放在外交上，说得严重一点，不仅是蔑视，还带有明显的挑衅性；日本人要是火气大点，脸皮薄点，那可就是战争的借口！
      　　不过刘仁愿等人（最后拍板的是刘仁轨）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日本刚刚在白江口吃了个大败仗，正是害怕唐朝的时候，哪里还有胆子跟唐朝斤斤计较？
      　　外交嘛，在大多数时候是打着文明的幌子行分赃之事；但是在非常时期，就需要这样的胆色和痞气，譬如陈汤，譬如班超，譬如王玄策。
      　　“大唐使团”的突然到来，让日本上下惊疑不已。当时两国正处在战后的“冷战期”，任何外交上的举动都会引来对方的担心和揣测。当时负责日本外交事务的，是筑紫大宰府。而筑紫大宰府的最高长官，就是中大兄皇子新近任命的大将阿倍比罗夫。
      　　阿倍比罗夫也曾率部前往周留城支援复国军作战，但他并没有参与白江口之战，而是在得到白江口惨败的消息后立刻撤离百济，退回日本本土。由于阿倍比罗夫率领的人马没有在战争中受到太大的损失，所以在战后被中大兄皇子任命为镇西筑紫大将军，也就是筑紫大宰府的最高长官——筑紫大宰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