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1节

作者:江南麦地 | TXT小说下载 | 返回目录:101章/101章 | 上一节

但是有一位同行的美国军官不这样看，他耐心地解释说，猴子发出的声音，就和英语里面的“WHO(你是谁)”一模一样。“所以它们不是在笑话我们，而是友好地和我们打招呼！”这个解释给邹老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一直记得这位美国人的名字——夏伯尔。邹德安记不得这帮子美国大兵是什么时候来到撤退的中国部队里面的，只知道他们都是史迪威司令部的人。队伍到达印度后，夏伯尔他们就离开了中国部队。以后在印度和云南，邹几次见到过夏伯尔。其中一次在昆明，史迪威为几位中国军人颁发奖章，邹德安代替一位没有到场的同事接受了奖章，当时夏伯尔还来祝贺，弄得邹很不好意思而又解释不清。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4年4月中国远征军即将反攻滇西。
      
      　　“嗨！邹，我打腾冲。再见！”夏伯尔用中文说得很轻松。
      　　几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再见到邹老人。这个故事差不多也快忘了，但是突然有一天，他托人把我叫去。然后很严肃地告诉我，他的美国朋友夏伯尔实际上早就在腾冲战役中牺牲了。他说不久前省政协邀请他们这些抗战老兵访问了松山腾冲，刚一进腾冲国殇墓园，他还很得意地对同行的人说，他还认识一个打腾冲的美国军官夏伯尔。但是没过多久，一个同事就说“你的夏伯尔在这里！”说着用手指着石碑上的名字……
      
      　　“他怎么会死呢？怎么会是这样呢？当时是不叫美国人到最前线的！”邹老激动地来回踱步，仿佛夏伯尔刚刚才去世。以后邹老也去世了。
      　　每当我来到国殇墓园，也和腾冲人一样站在这块石碑前不能离去。看着“夏伯尔”的名字，我感觉好像认识了他，就如同我认识邹德安老人一样。
      
      寻找远征军和盟军将士的公开信
      
      　　中共腾冲县委宣传部
      　　寻找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将士名录的
      　　公开信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中国政府曾先后三次派遣了近3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长途跋涉开赴缅甸和中国滇西，与盟军共同打击日本侵略军，有效地钳制和重创了进犯缅北、滇西的日军，有力地支援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历经大小战役上千次，最终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收复了缅甸，重新打通了国际大通道——中印公路，使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数万中国远征军将士和盟军将士战死异国他乡，成为二战史上最为英雄、最为悲壮、最为光辉的一页，彪炳史册。
      
      　　1942年5月10日，中国云南边陲腾冲也惨遭到了日本法西斯的践踏。经过腾冲人民和中国远征军的浴血奋战，于1944年9月14日，沦陷了两年零四个月又四天的腾冲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腾冲光复后，饱受蹂躏之苦的腾冲人民，血迹未干，含着热泪，满怀崇敬之情，在腾冲城边的小团坡上，掩埋了为收复腾冲阵亡的九千余名远征军将士的骸骨，修建了“国殇墓园”。63年来，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每天都有一批批腾冲儿女和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前来国殇墓园凭吊英灵，追忆历史，汲取精神。
      
      　　2007年的今天，在腾冲抗战胜利的第63个年头，为让后世子孙系统、真实地了解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将士艰苦卓绝的抗战，永远记取伟大的抗战精神，牢记历史，珍爱和平，我县将以中国远征军198师纪念塔（1945年建）为中心，在县城黄金地段建设一个占地200多亩的“中国远征军抗战纪念公园”，预计2008年竣工。它将成为继国殇墓园之后，中国滇西又一以纪念中国远征军抗战为主题的开放式公园，同时又是研究滇西缅北抗战的学术研讨基地。公园内除建设中国远征军博物馆外，主体建筑将设计成为历史书籍外观的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参战将士名录纪念墙，我县将陆续把30万中国远征军将士（含中国驻印军）和盟军将士的英名镌刻其上，供世人瞻仰。
      
      　　然而由于事隔60多年，加之当时资料管理的缺失，我们手头能够掌握的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将士的名录非常有限，这无疑给我们完整、准确地镌刻30万中国远征军将士和盟军将士英名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此，现特向海内外各界友人、特别是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将士的后裔、亲属、朋友们紧急征集中国远征军和盟军将士名录，诚盼得到您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为我们提供中国远征军将士和盟军将士的相关资料（包括姓名、军衔、职务、部队番号等），让我们共同携手把“中国远征军抗战纪念公园”尽快建成、建好，让中国远征军将士和盟军将士的英名永存！
      
      　　联系电话：0875—5186047，传真：0875—5183777，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此致
      　　中共腾冲县委宣传部
      　　2007年9月27日
      　　（以上文字转自网络）
      
      
      缅怀陈念良前少校
      
      　　陈念良先生，88岁，广东人，城市贫民，高中文化。1938年考入中央军校，也叫黄埔军校。是黄埔军校广州分校14期工兵科的学员。那时，国共合作，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岳游击干训班工作。那时，我们的主任是蒋介石，副主任是叶剑英和汤恩伯。当时，就是为了打日本，大家才争先恐后地去黄埔军校学习。我们广州去了4000多人。那时，青年在一起谈论，谁不去抗日的话，就成了“孬种”。
      
      　　当时，还有很多青年去了延安。
      　　你可能都想不到吧，当时，参军的尽是有钱人的孩子、华侨的孩子。
      　　1939年，我被分配到李仙洲的92军82师，后来，又改为79军，夏守中当军长。
      　　1939年，我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我在工兵连当见习排长，我的任务是爆炸杨柳洞铁路，切断日军可能利用的铁路线。1939年9月，我们在平江与日军巷战。我的任务是带领我的工兵排，炸毁平江的电线杆子，防止日军利用电线杆子通讯。后来，我们师到岳阳阻击日军。仗，打得非常惨烈。许多战友都牺牲了。当时，我19岁。
      　　薛岳将军指挥了三次长沙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国政府军歼灭日军三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三万四千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四万人。三次长沙会战从1939年打到1941年，一共打了三年，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历史上，三次长沙会战挫败日军嚣张气焰的优秀战绩是不可磨灭的。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的工兵连渡过湘江，在长沙构筑工事打防守战。那时，我已经当上工兵连的连长。我把在黄埔军校学习的知识都用在构筑前沿阵地上，我构筑了三层，一层是假象的，日军望远镜可以明显看见。这样，日军炮击时，我的连队分别撤退；日军进攻时，我们再进入不同的阵地。这样，一仗下来，我们连没有什么伤亡。
      　　第三次长沙会战，我在82师244团当副营长。我们的任务是在岳阳山布防，歼灭必然由此撤退的日军辎重兵第6联队。当时，我在所有的桥梁上布雷，等着日军的辎重过桥。你不来，我还不炸。结果，大胜！32辆车，13门大炮歪七拧八，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
      　　以后，我参加远征军，在第八军。到云南保山惠通桥。我军战死8000余人，我当时是预备队，要不，也活不了。
      
      　　什么？你说什么？你问有没有湖南长沙的记者采访我？
      　　没有，只有你方军一个人。在广州民革小崔、小李的带领下，你第一次来采访我。
      　　在薛岳将军的指挥下，我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军人一起，同武装到牙齿的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过三次血战。我们中国军队在三次长沙会战中，共歼灭日军十余万人。三次长沙会战的三年中，咱们中国军队牺牲了接近二十万军人！他们都是我们优秀的炎黄子孙、我们优秀的中华儿女！
      　　我认为，你这次来，应该是我人生中接受的最后一次访问了。就抗日战争的话题来访问我的，应该只有你了。
      　　我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你还会来第二次？第三次？哈哈，我看，不会了。
      
      　　听了88岁陈念良前少校的一席话，我也笑了。心想：“黄埔军校”也叫“中国陆军中央大学”，这里面毕业的学生当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是人才的话，就应该，不但在几十年前的作战中，以智慧和勇气抗衡武装到牙齿的日军的有生力量；而且，还应该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能推论出：“能前来采访、宣传的可能性、社会性及其历史意义。”
      
      　　我问他希望得到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章吗？他笑了，慈祥得像我的父辈。
      　　我看着88岁的陈念良老人，忽然想起我的大侄子，他三岁的时候是大舌头。
      　　有一天，我问他：“长大想当科学家吗？”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哈喇子流出来，回答：“想。”我又问：“想当老师吗？”他乐着回答：“想。”我又问：“想当贪官污吏吗？”他高兴地蹦起来，响亮地回答：“——想！”
      　　我没有办法了，问他：“知道自己吃几个馒头吗？”
      　　他回头向他妈妈喊：“妈妈，我吃几个馒头哇？我不知道！”
      
      　　十年来，我坚持采访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
      　　采访大干部，麻烦最多，费劲周折。写的时候小小心心、如履薄冰。
      　　采访被侵华日军强掳为###隶的山西老太太万爱花，她握着我的手，悲伤地说：“每天几十个日本兵……。方军哪！我不是女人呀！”回想她的话，今天。我都万分地悲愤。
      　　一名老兵来电话，说我把日军“攻占蒙城”的时间写错了，“不是1938年，应该是1937年！”他说他本人当时在蒙城当战地记者。这名老兵连夜给我写信，当写到日军烧杀抢掠的罪行时，一时气愤，竟然谢世了！我没有采访到这位老兵，只有他写的半封信。我在万分悲伤中，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位老兵的名字叫徐亚倩，谢世的时候80岁。
      
      　　采访台儿庄最后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他大哭：“……从徐州撤退时，一列车中国伤兵哇！他们哀求我们紧急撤退的部队：‘带上我们吧？求求你们！别把我们留给鬼子！’……一列车的伤兵哇！我们刚刚撤退出5里地！后面就传来连续的爆炸声，鬼子精锐反扑来了！一列车的伤兵命丧黄泉！不久，就看见漫天的浓烟！弟兄们呀！弟兄们呀！……，……。”
      
      　　当时，一起采访的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苏京平记者。他有录音。
      　　我永远忘不了仵德厚，一个亲历过战争的人，一个见过战火纷飞的人，一个见过尸山死海的人，一个政府军的前少将，一个95岁的老人！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采访老农我最愉快，他们虽然贫困，却心胸坦荡、诚诚恳恳、真真实实。
      　　采访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也是我最愉快的时候。我的文章也最出彩！
      　　采访政府军老兵是最让我感到惊心动魄的，他们应该都是我的大爷。
      
      　　我已经没有了大爷。我的大爷是八路军区长，在抗日战争中，被侵华日军杀害了。日军抓住他之后，问粮食？八路军部队去向？他大骂。日军用枪刺，把他的舌头割了下来。吕正操将军在全国解放后，命令我的父亲，回村给他立了个碑。——88岁的陈念良有点像我的大爷，在熙熙攘攘广州的茶馆里，他还请我吃了一碗面条。让我倍感亲切。（方军）
      
      
      血战三日
      
      　　1942年5月，远征军失败致使日寇长驱直入攻到怒江边，踏上了数千里滇缅路上惟一水上咽喉：惠通桥！昨日，龙陵县90高龄的老兵董启超讲起63年前那个惊心动魄的中午时，仍然心潮难平。当年守护惠通桥的士兵仍健在的董启超现在已经“退役”的惠通桥
      　　老桥至今横跨怒江
      　　在九曲回肠的怒江峡谷，双塔、钢索斜拉结构的惠通老桥静静矗立着。桥梁的钢索已经锈迹斑斑，桥板早已不见，两边接岸处已成悬空。
      　　惠通桥是爱国华侨梁金山1935年捐款修建的，本为人行桥；1938年冬紧急改为单向行车公路桥，长120米、宽5米多，成为数千里滇缅路上惟一水上咽喉,最高峰时每3分钟便有一辆满载物资的汽车过桥直奔昆明。1938年到1941年的3年多里，惠通桥屡被日机炸坏，可每次都能在最多3天内抢修复原，“炸不垮的惠通桥”闻名整个反法西斯世界。
      
      　　鬼子来了自炸大桥
      　　1942年5月4日，日军尾追败退的远征军入境，大批难民潮水般涌上滇缅路，把怒江以西盘山公路堵得水泄不通。5月5日中午12点左右，国民党军某运输大队27岁的士兵董启超挤在一辆军车货厢里艰难地捱到了惠通桥桥头。桥上早已乱作一团，两边的车、人在桥中央死死堵住了。
      　　一名宪兵走到一辆货车后面，喝令司机揭开蓬布检查，蓬布起处“砰”地一声，宪兵倒了下去！刹那间20多个日本兵端着枪怪叫着从车里跳出，火舌喷吐，血花四溅，周围男女老幼倒了一大片！董启超就地一滚躲进了江边一排茂密的灌木丛中，死死咬住嘴唇。
      　　日军第56师团装甲车部队紧跟“假难民”之后，也于5月5日中午接近桥头。这时，董启超只听见江中传来几声沉闷的爆炸声，原来是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为了守住这一水上咽喉，只有看着桥上及西岸难民惨景，含泪下令炸桥。随着“轰轰”的几声爆炸，钢索断裂——惠通桥悲壮地“自沉”了！
      　　血战三天守住怒江
      　　大桥刚断，日军500余人即乘木筏渡至东岸，昆明危急！远征军36师从70多公里外的保山急行军赶到，在东岸孩婆山一带与日军展开了激战。“飞虎队”的8架战斗机也从云南驿机场赶来助战，把大批日军增援车队炸瘫在了怒江峡谷里！5月8日，500多名过江日军大部被歼，仅20来人泅水逃回西岸。
      　　董启超趁夜往下游潜行数十公里后偷渡脱险。几天后，敌我隔江对峙的局面形成。日军常趁夜晚乘橡皮艇偷渡，守桥士兵——腾冲县界头乡现年87岁的老兵刘锡安一次次把橡皮艇打成了筛子！
      　　1944年9月，当上炮兵的董启超把复仇炮弹射上了西岸松山的日军阵地，少尉排长刘锡安则血战一月攻进了腾冲古城。之后，惠通桥重被修复，一直用到了上世纪70年代，直到身畔宽阔的红旗大桥立起，方才告别两岸父老乡亲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