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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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这样的平均的问题，在这样的机制的执行上就会有问题，谁来保证这样的机制执行呢？能够强制执行的人显然比分瓜者更加有权力，这样的机制就会演变为分瓜者让监督者第一个拿并且给分一个特大份，然后监督者就默许分瓜者让其他愿意给分瓜者行贿钱多或者分瓜者、监督者的裙带朋友先拿，分瓜者在最后拿不拿都无所谓，因为他在分瓜的过程中权力寻租所得已经足够了，结果就是在倒数第几拿瓜的老百姓所得最被盘剥，我们的公仆就是这样最后拿瓜和分瓜的。再说这样的机制是权力最大的人分瓜，监督执行的人按照这样的机制应当分瓜和最后得到才对，这样就出现了悖论，只有分瓜者同时自己是监督者才有可能，自己监督自己能够行吗？除非有特别的信仰是做不到的，否则自我监督的政权一定是更严重的腐败，分瓜者自己不受监督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出售先拿瓜的权力和畸形分配西瓜份额，进而利用分瓜先拿权的转让分瓜者得到西瓜绝大部分的价值，还能够以瓜的刚需让所有参与者不得不接受分瓜者的精神控制，让这样的机制比没有还要黑暗，中国不是三权分立，所有的为政者和监督者到了最终都是归一到一个最高权力的。因此西方的社会模式会对于谁是分瓜者争夺的无比激烈，最后分瓜者都是代理人而利益联盟却成为了先拿者，各方达成共谋的平衡，而中国就是皇帝的无上权威了。因此这样的模式实际上只能是理论上的理想模式而不能不折扣的真的赋予实践的，因此这样的模式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模式。所以这样的看似公平的分瓜理想，被人性本私的丑恶的博弈一番以后就成为了各种权力寻租和腐败的温床，这样的理想主义只能在信仰的天堂进行建设，凡是想在人间建造天堂的结果一定是建成了人间地狱，西方的中世纪就是这样的结果。
      
      　　在理想主义模式下让统治者有这样的信仰自觉也是不可能的，宗教社会也做不到，宗教社会为信仰牺牲的不是教主而是教众。但是教主以平均化的制度为口号却可以非常有效的吸引身处底层的人群，理想主义是最容易发展成为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我们当年的红卫兵就是一群满怀理想主义的激进破坏分子。对于在底层的人更容易倾向于通过改善分配的机制而不是自身的劳动创造来改善自身的经济状态，因为这样的所得不用付出自身劳动代价，一旦社会对于财富的所得和改善的取向由劳动、创造、投资等等变成了改善分配机制追求财富的平均分配，在均贫富口号之号召和利益驱动下，谁有财富都会被不问来由的进行平均，即使是有合理合法的财富来源，其他人也倾向于他的财富来源是邪恶的可以分享他的财富，合法的可以说他不合理，合理的可以说他不合情，而均贫富的人的眼里你比他富有就是最大的不合情理，这样的倾向就会产生了欲加其罪何患无辞的环境，没有谁的财富会是没有罪的，谁还会进行生产创造？社会一定是动荡不已没有生产只有消耗，最后大家在一无所有的状态下得到了平均，全社会进入了历史的大倒退。
      
      　　我们这样的分配再进一步就是博弈被引申，引申的博弈模式不再是分瓜者最后拿，而是变成了我们小时候所熟知的狐狸分瓜的故事了，故事讲小熊兄弟为了分瓜而打架，狐狸来了说自愿帮助他们两个分瓜，自己不拿以显示公平，然后就是西瓜分出来先是哥哥的份额大了，狐狸就在哥哥那里吃一口，吃完后弟弟的份额又大了，狐狸再在弟弟那里吃一口，然后又是哥哥份额大了，狐狸再吃，如此循环往复，西瓜大部分都进入了狐狸的肚皮。我们现在的政策讲的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每当有哪里出现了高利润政府就加税、调控的吃一口，对于产业的发展不是给产业注入资金而是以税收收走利益，看似各行各业都公平了，但是各行各业都是国进民退，因为国企的税收国家还可以以扶持利税大户的原则下再一次国家投资回来，同时国企也没有民营企业那样巨大的回收投资的压力，而我们需要的和谐社会是国进民进的，这样的分配模式就让二者对立了起来，对于国家的发展非常不利。同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税收远远高于GDP增幅的增长，各种以税收调节的政策层出不穷，那个行业赚钱那个行业增税，这样如何让行业中的企业做大作强？这样的分瓜模式就是在分瓜的过程中加入分瓜者的部门或者个人利益。
      
      　　由此我们从这样的博弈模型上就又得到了一个引申的问题，就是博弈讲的是分瓜，而没有讲种瓜，有了瓜才可以分瓜，瓜多才能够多分！在这样的博弈下只是重视了对于瓜的分享而没有讲到瓜的创造！如果是让种瓜者不能得到更多的瓜，不能让种瓜者得到分瓜的权利，那么还有谁来种瓜呢？不种瓜的人得到的瓜太多，肯定就没有人种瓜了，所以在分瓜的时候如何遏制不种瓜的人得到瓜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社会需要的是遏制食利者，但是食利者不等于得到瓜最多的人，很多得到瓜最多的人可能也是种瓜的能手或者对于种瓜有贡献的人，但是我们历史上是仅仅以财富多少来划分成分的而不是以来源不同区别对待的。这里的博弈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怎样把瓜种的更好，这里如果你有10个瓜分和只有2个分是绝对不同的，在瓜总量多的时候，即使是你分的比例少一点，你的所得还是多的，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变成是怎样多得瓜更重要而不是分好瓜呢？即使是分瓜有一些问题，只要瓜多了，还是大家都得的多，还是比分瓜更公平但是分瓜耗费了精力影响了种瓜的方式要更加有利，所以公平和效率、发展等的均衡关系也是重要的课题。因此这里就是公平和发展的不同取向的问题。如果是各取所需那么就是多劳动的没有取得与劳动相适应的收益，简单的按劳分配实际上劳动者只得到与其劳动相适应的所得，这是一个对等的交易没有激励机制的。
      
      　　在现代经济学发现了后弯劳动供给曲线，萨缪尔逊(P．A．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D．Nordhaus)在谈到后弯的供给曲线时用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劳动供给，一个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时的石油供给。后弯劳动供给曲线：指劳动供给曲线的形状表现为一条向后弯曲的曲线。它指劳动供给曲线呈现出的劳动供给量随着工资上升先增加后逐渐减少的特征。就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而言，劳动时间（想获得一定数量的收入而必须投入的时间）和闲睱时间基本是替代品，但一定程度上又是互补品。收入和闲睱都能给自己带来幸福，并且劳动时间和闲睱时间又是此消彼长的，所以它们是替代品。因此在物质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多劳多得受到了挑战，为了让社会的劳动量供给得到更大的发挥，更多的得到劳动果实已经不具备激励能力了，在国家和经济实体的竞争中创造新的激励机制发挥人的劳动潜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实际上还有更加激进的激发创造的方式，那就是你以前劳动多得的东西可以导致你以后更多的分享瓜，这样的激励机制下谁不拼命的劳动创造呢？实际上承认合法的资本投资收益就是如此，种地能手以多得的财富购买土地可以通过土地多得分享的份额也是如此，这样的激励机制下就是你更多的劳动取得更多的财富积累然后得到更多的分配权利得到更多的瓜，这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了，我们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本身也是对于种瓜能手带有这样的分瓜激励机制的，每一个创业者所要进行核劳动和所承担的风险远远不是一个打工者所能够比拟的，我们看到的是成功者的光鲜却忽略了失败者更多而且失败者经常是要背负着一辈子难以还清的债务艰难的渡过余生的，如果没有对于成功者足够的利益奖赏让他们的成功可以得到比付出多得多的利益，谁也不会承担如此大的风险进行创造，社会没有足够多的创造者肯定是发展停滞的，因此看到成功者得到巨大利益时就把他的收益妖魔化和加以分配限制的结果就是这个社会的创造力不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其中的反作用，这样的财富奖赏也不能过头的，因为这样的激励是有一个边际效用的，其极限也就是你的激励能够让人多劳动与没有激励下相比，所产生的增值不能比你给的激励多，否则就是让大多数人所得降低而反对这样的体制，因此这就是公平与发展在社会博弈中的均衡，需要一个谐和的机制。这样的博弈在此就可以从动力来源解释激励下的创造性造成资本社会的崛起和下层收入不足下造成劳动者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