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5-05　10:35:52
      
      　　公元618年，在中原大地上发生了两件大事：
      　　三月，一代雄主杨广被宇文述的儿子、权臣宇文化及缢杀在了江都宫中，时年49岁。
      　　五月，唐王李渊接受了隋恭帝杨侑的“禅让”，自立为帝，定都长安，建立了大唐王朝。
      
      　　公元618年，朝鲜半岛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位带领高句丽军民抵抗住了隋军三次征讨的高句丽婴阳王高元去世了。荣留王高建武即位，成为高句丽第27代国王。婴阳王在位的28年，正好是隋朝最为鼎盛，最为强大的时期，在他的统治下，高句丽以区区一国之力，顶住了隋朝先后四次大规模的征伐，让高句丽在濒临灭国的边缘生存了下来，再一次获得了喘息之机。
      　　此后数年间，唐军南征北战，先后消灭了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杜伏威、萧铣等地方割据势力，把四分五裂的中原大地重新统一起来，一个崭新的盛世王朝就此诞生。
      　　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铲除了继承皇位的最大障碍。几个月后，唐高祖李渊“知情识趣”的主动退位，把皇位传给了唯一的候选人李世民。
      　　李世民，史称唐太宗，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大气的盛唐长歌由此拉开帷幕。
      　　“彼高丽者，边夷贱类，不足待以仁义，不可责以常礼。古来以鱼鳖畜之，宜从阔略，若必欲绝其种类，恐兽穷则搏。”《旧唐书》中的这段话，出自唐太宗李世民贞观朝一代名相房玄龄之口。
      　　这段话里的高丽，就是隋炀帝杨广三次远征而未灭的高句丽。
      
      　　那么，素来以敦厚长者形象示人、处事圆滑缜密的房玄龄，又为何会对高句丽说出这等苛刻鄙夷的愤青话来呢？房玄龄又是在一种怎样的情势下才说得这番话呢？
      　　我们不知道房玄龄的家族有没有人战死在隋朝远征高句丽的战事中，但是从现有的史料看，房玄龄和高句丽没有私仇。既然不是私仇，那房玄龄如此憎恶高句丽，把高句丽说成是低贱的蛮夷，就只有一个可能——国恨。国恨从何而来？
      　　房玄龄出生在公元579年，比杨广小10岁。杨广三次发兵讨伐高句丽时，房玄龄30多岁，正值壮年。
      　　房玄龄是山东淄博人，青少年时主要生活在青州地区。青州是哪里？青州就是来护儿水师大军的大后方。水师要出征，自然免不了要“骚扰”地方。房玄龄生于士大夫家庭，用不着被抓壮丁去当兵，但他们家有钱啊，有钱就要出钱，出粮。房家肯定也受战争的影响，日子过得没以前那么滋润——打赢了，好处都是皇帝的；打输了，吃亏的都是老百姓。所以，房玄龄对杨广没完没了的远征肯定也很反感。
      
      　　可怕的是，隋朝居然就拿那个地处偏远，蛮荒未开化的高句丽给打败了，这对从小受正统教育影响很深的房玄龄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刺激，简直是国家和民族的耻辱。
      　　房玄龄就这样恨上了高句丽。
      　　我们转过头来再来说唐朝。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秦汉一体，隋唐一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唐朝建国之初，基本沿用了隋朝的制度，比如三省六部和科举制度，同时也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在局部上做了一些调整和完善，废除了绝大多数苛政和额外的赋税劳役，与民休养生息，使国家逐渐从战乱中恢复元气。
      　　贞观初年，李世民把国家工作重心放到了治理内政上，主要包括发展生产、选拔人才、澄清吏治等等，在外交上则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政策。尽管李世民本人是一位马上天子，打仗非常了得，但他没有因为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而盲目的对周边少数民族势力进行武力征服。
      　　只从这一点看，李世民就要比同样天资绝伦的杨广要强。强在哪里？强在李世民知道什么时候能做什么事，什么时候不能做什么事。他能忍——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如果说杨广是能放不能收，那李世民就是既能放，又能收。
      　　那么，李世民就不想成为威震四邻、一统寰宇的一代雄主吗？
      　　想，他当然想，比任何人都要想。
      　　但他是亲眼看着杨广把老爸杨坚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底儿败光的，他更清楚经历了几次远征和隋末乱世的摧残，现在的国家，还不具备再次远征的实力。没有实力，任何宏图大志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成大事者，首先要能沉住气，一点点积聚实力，一步步把事情做实，等待时机成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