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到我那些在小煤窑被烧死的兄弟，如果他们当年能够在本地挣上一千块钱，就足够他们办年货、足够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一身新衣服、还足够修补屋顶上破损的瓦片，那么他们就不用到那些危险的地方去找死。一条人命这样换算成一千元钱，如果那件大玉雕值十个亿，实际上就是用十万个农民的生命换来的。我还想到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六零年的中国饥民，如果100斤粮食可以帮助一个农民度过饥荒，按最近几年50块钱100斤的价格计算，这一件宝物就可以挽救2千万生命。现在通常说一九六零年那次饥荒全国大约饿死2千万人，这么惨重的悲剧实际上如此简单就能对付过去，真是匪夷所思。其实开仓放粮也是简单的，掠夺的时候留下一点也是简单的，这些劳动牲口濒临死亡时稍稍给他们返还一点也是简单的，灾荒遍地的时候少造两件宝物也是简单的，可是所有这些简单事情统治者偏偏都不屑于做。
      
      　　他们像炼丹的道士一样成天守候在冶炼炉边，按照他们的政治冶炼学原则钻研他们那种特定的冶炼术，将农民的汗水提炼成玉石，将农民的血液提炼成金如意，将农民的白骨提炼成长城和宫殿，将农民的屈辱和泪水提炼成忠字舞，将农民的驯服提炼成江山永固的信心，将农民的膏血耗尽生命虚脱提炼成无穷无尽的享受。玉石，金如意，宫殿，忠字舞，信心，享受，所有这一切当然是越多越好，所以农民所付出的汗水、血液、白骨、屈辱、泪水、驯服、膏血、生命自然也是越多越好。极尽人间奢华的咸阳宫、阿房宫、汉阳宫、大明宫、紫禁城、颐和园等等，没有一件不是这样诞生的。
      
      　　以前从卢梭的著作中读到他对于艺术的罪恶属性的阐述时，我只是一种倾向上的认同。面对故宫的时候，我对他的这种思想和感受终于完全理解。如果这样的建筑和建筑里面的金银玉锦就是艺术品的话，那么艺术品的第一属性只能是罪恶。它们决不是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提升，而是生命和尊严最直接的破坏者。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故宫里的一个金香炉，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戴上了一副风雅的面具。当我为了陪护我的农民父母开开眼界不得不第二次走进故宫时，透过父母老态龙钟的身子和膏血耗尽的苍老面孔，我好像看见列祖列宗的白骨正在一件件宝物的背后绝望地颤抖。我不得不经常躲在父母背后，任面部肌肉在那坟墓一样幽暗的宫殿里隐秘地抽搐。
      
      　　中国的上流人士都住在城里。在高楼与高楼所组成的森林中，日日夜夜流淌着一种东西，那就是金钱。无数金银财宝在通衢大道和小巷幽径上滚来滚去，奇怪的是它怎么也滚不到乡村去。城里的高楼多得无处可放其实是金钱多得腰包盛不下，三环路四环路被堵成停车场其实是金钱多得扎堆。金钱是个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越是穷地方越是不屑于光顾。我家窗外就是一所中学，塑胶运动场铺设得十分漂亮，豪华游泳馆每天接待前来消耗脂肪的白领人士。可是我家乡的母校却连课桌课凳都必须由学生自备，而且自备的课桌课凳竟然还没有教室安放。这些对比真是太鲜明了。
      
      　　有一个材料说，中国大陆的五亿城市人口，占全国私有财富的百分之九十六至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八亿农村人口，仅占私有财富的百分之三点五至百分之四。从公共财富来说，农村更是接近零，因为所有的图书馆、大剧院、博物馆等等公共设施，全部集中在城市，跟农民一点关系也没有。
      　　农村唯一能称得上公共设施的也许就是那些破破烂烂的学校。有一个材料说，从1994年以来，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以下，而且其中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统计的全世界151个国家中，中国的教育经费名列第149位，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就在这惟一与农民公共利益沾边的事情上，政府几乎是放弃不管的态度。农民不过是只能干活和纳税不能享受权利和利益的牲口，除了圈里的一把干草，什么也没有。
      
      　　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有时候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心里老感到一阵阵刺痛。听说一位退休的官员一边吃着几万元一桌的酒宴，一边调侃说：“吃的是粗茶淡饭”，更让人感到荒唐。这些钱如果投到乡村学校，可以建设多少教室和寝室、置办多少课桌和课凳？如果送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如果是灾荒年月，那会折算成多少条人命？我常常禁不住在心里这样盘算。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侥幸逃出来的那一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
      　　#所有的农民都本能地希望通过儿子进城改变家族的命运，可是所有这些努力都不过是复制电影上流行的“你撤退，我掩护”的故事模式，留下来作为后盾的不堪一击，固然难免一死，逃脱者面对亲人的沦陷更加无能无力，也只能痛不欲生地仰天长嚎。
      　　父亲母亲费尽千辛万苦送我念书，为的是让我摆脱那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我一步一步远离那里的田园、村舍和和列祖列宗的墓茔，一步一步走进城市的深处和宫墙的边缘。在这些繁华而又缺乏人气的地方，我无意间窥见了列祖列宗累死在田头、栽倒在逃荒路上的人为原因，感受到了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屈辱和痛苦。我因此跟城市更加隔膜。
      
      　　我喘息在大街小巷，奔波在立交桥上和林荫道旁，在极度喧嚣中咀嚼着为我所独有的孤独和寂寞。我跟城市原住民完全没有交往，成分复杂的白领阶层也让我感到陌生，即使是跟最纯洁最有良知的学人纵谈天下文章、喜论惊世学说，也难免常常感到怅惘。因为我内心最隐秘的一角，盛满了任何学说和文章都无法涵盖的血淋林的乡村经验和农民苦难。这些经验和苦难才是决定我命运的最根本因素，而这些东西永远没有地方可以倾诉。我因此无法融入学术界、文学界或者文化界，我到哪里都只是一个孤独的异数，是一个真正的化外贱民。我仄身在城市的夹缝里，也仄身在读书人群体中，以格格不入的孤独情思，与乡野兄弟姐妹内心的悲愤、绝望和苍凉遥相呼应。
      
      　　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思维总是受到这种身份的牵扯。每次看到城里的老太太或者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如果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吗？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可以更太平更长久吗？我这话要是说出来，人家也许会觉得我不近人情。可是我自己觉得这才是最近人情的想法。我心里装着那么多乡村孤儿，他们的命运比城里的一条狗艰苦许多，我由狗的境遇联想到人的境遇不正是人之常情吗？
      
      　　我也经常告诫自己，不能每时每刻都用这种眼光审视城市，尤其不能用这种眼光要求别人。但是，发出告诫的是理性，支配理性的却是本能。用农民的眼光看待世事，已经是我无可更改的本能。
      　　有一件事也许有点奇怪。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如此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基本一体。但我从事写作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没有为农民说过一句话，我常常因此感到惭愧。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发展和写作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刚刚写完的长篇小说《六道悲伤》就是以乡村生活为背景的，但是我所提炼的文学主题却与农民的命运无关。我没有从社会正义、国家体制、农民权利这些方面来写，而是从一切生命所必须承受的普世苦难这个角度来写，类似于佛家所讲的生老病死现象，这与农民显然还隔着一层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