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启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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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视孔孟为圣贤,不再视君主为偶像,不再为传统所羁绊,不再为礼教而牺牲。旗帜鲜明,胆识诚嘉,直把文化批判的锋芒指向儒家学说和以之为基础的传统礼教。
在这场颇具声势的新文化运动中,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一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二是对西方文化的迎接。
又可以说,这两个主题是二而一的东西,即以迎接西方文化为手段驱散传统的阴影,或者说以驱散传统的阴影为手段以迎接西方文化。
不管这是一个主题还是两个主题,首先必须对中西两方的文化作出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认识与评价是取舍的前提。
在此以前,无疑是魏源、曾国藩、张之洞,还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所以未能为中国选择一条确实可行的文化之路,根本缺陷就在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缺乏理性的认识
①《钦冰室文集》之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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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价。在他们那里,民族文化传统始终未曾从根本上怀疑过,他们学习西方文化,也只是些皮毛的东西。因此,欲解决国民的“伦理觉醒”问题,关键就要从根本上转换人们对两种文化的评价体系。
可以说,新文化的英雄们几乎都在这方面作过努力。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就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西人意识与中国传统意识分属性质上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念形态。西方人以战争、个人、法权、实利为本位,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以安息、家族、情感、虚文为本位。
具体说就是:一,西方人好战健斗,“恶侮辱,宁斗死”
,故能称霸世界,不被他族所灭;中国人懦弱谦和,“恶斗死,宁忍辱”
,故难免被他族所征服。二,西方人崇奉个人主义,一切以“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为原则;中国人则奉行宗法制,以家族为本位,“个人无权利,一家之人,听命家长”。
三,西方人以法治为本位,“不独国政为然,社会家庭,无不如是”
;中国人以情感为本位,“一切惟以感情为条件”。四,西方人务实,中国人务虚。实利虽有“刻薄寡恩之嫌”
,但“人自为战,以独立之生计,成独立之人格”。中国人虽然耻于言利,但却付出了人格缺失的代价。这样两种文化,在陈独秀看来,实为“南北之不相并,水火之不相容也”。
①
陈独秀在一部中国现代史上,人们可以根据某种政治评价尺度将其思想分作几个阶段,并可以将其政治思想当作非正统的思想加以批判。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他在近百年中国
①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新青年》1卷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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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显赫的,也是值得重视的。
这是因为,他不仅首先点燃了烧向旧文化大厦的烈火,而且他当年所点燃的火炬,20世纪末的中国人还依然握在手里。
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英雄,除陈独秀外,还有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尽管“五四”以后,这些文化英雄不免观念岔歧,分途发展,但于“五四”运动以前,在对待旧文化的态度上,都表现出了如谭嗣同所说的“冲决罗网”的精神。
李大钊与陈独秀同为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
《新青年》创刊以后,李大钊坚定地站在陈独秀的文化主张一边。
1917年初,他就写过《矛盾生活与二重负担》一文,指出中西文化“二者分野,俨若鸿沟。既无同化之功,亦鲜融洽之效”。原因是,中国“累代之专制政治戕贼民性泰甚”
,“助长好同恶异之根性”。这样一种文化只能是“知拒而不知迎”
,“知避而不知引”
,加之“吾国历史之悠久,有吾民族固有之文明,逮夫近代文明汹涌东渐,一方迫之愈急,一方拒之愈甚”。
①
《新青年》创刊不久,守旧派辜鸿铭、林琴南、杜亚泉等人群起而攻之,不仅对陈独秀等人进行人身攻击,而且尽力抬高儒家文化的思想地位,用崇古怀古的方式抵制西方文化的传入。杜亚泉以“伧父”的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系列文章,将中国文明称之为“静的文明”
,西方文明为“动的文明”。动静虽可互补,但仍需以静为根底。在他看来,两种文化之关系,不是引西方文明为中国图存之方,而是“吾国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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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有之文明正足以补西洋文明之弊“。
①很显然,此种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于新文化的传播是极其不利的。对此,李大钊写成《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文,就文明的“静”与“动”的问题发表了与杜亚泉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虽然中国文明并非一无是处,但近世以来,中国文明“已处于屈败之势”
,西方文明“实居优越之域”。他的结论是:时下的中国人不要企望什么用东方文明去救西方文明之弊,而是要“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
②
正是在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传统的封建礼教文化展开了猛烈的批判。1916年初,易白沙于《青年杂志》发表《孔子平议》一文,最早对儒家学说发起攻击。
他认为孔子思想内含着诸多为独夫民贼所利用的东西,实为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思想土壤。继易白沙之后,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吴虞,火力更为猛烈,连珠炮似地发表文章,将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病都推因于孔孟儒学。
对孔孟儒学的批判,“五四”
一代文化英雄最有影响的还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思想大家。
陈独秀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点是政治问题,专制主义对人格的禁锢是近代中国人难以自求新路的主要障碍。他将宗法伦理称为“奴隶道德”
,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
;欲救中国,必将封建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因为在他看来,孔孟儒学与近世平等自由之新思想,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254页。
②《李大钊文集》(上)
,第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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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背驰的。不在报章上撰文批判,则民智不振,国力浸削,其结果“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他甚至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
李大钊对孔教之批判,比起陈独秀来要平和得多,但与旧文化决裂的态度同样是坚决的。
他将孔子与孔教区别开来,认为有碍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是孔子,而是孔教。
因之,对孔教的批判,并非一定要把锋芒指向孔子。
但是在他看来,孔子的那一套又实在是“专制政治之灵魂”和“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
破孔的意义,即在于孔教的最终消亡之日便是中国实现自强之日。因之,他大声疾呼:“自我解放,乃在破孔子之束缚。”
①
胡适受过系统的西方文化的薰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深厚的功底。因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更能切中要害。而且,他有着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所不及的思维方式与语言魅力,所以其文化主张更具鼓动性,更能为广大青年所接受。请看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所写的一段话:“(对传统文化)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
‘(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
①《李大钊文集》(上)
,第5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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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更好,更有理,更有益了吗?
‘尼采说现今时代是一个’重新估量一切价值‘的时代。
‘重新估量一切价值’八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
①
这平易的语言表面看起来,好像缺乏火力,但于启发青年对旧文化的叛离,却比吴虞和陈独秀那暴风骤雨般的文字更有驱动力。更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这里借用了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量一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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