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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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是没受过辛苦的，走不了几步，就走不动了。程济着急道：“事急啦！”扶着建文帝沿着河快走。不远处一条船停在岸边，程济近前一瞧，急道：“有舟无人驾，这可怎么办？”梁良用说：“臣会撑船。”于是众人翊卫着建文帝登舟，顺流而去。到申刻（下午3点）时驶抵南门，程济道：“此去便是三山门，有兵不可去。”乃舍舟改陆行。……至聚宝门，遇上守门之卒（大概是燕军），程济道：“我等都是异乡僧道，恐死乱军耳。”乃得出。（城陷之际，各门盘查一定极严，程济几句话竟能诓出！）
      
      　　这时天渐渐黑了，无处安栖，程济道：“由此东去，是郊坛，有神乐观。道士王昇与臣有旧，何不去投他？”建文帝担心不密，程济拍胸脯道：“此人素忠义，他的名字就是皇上所赐。”于是众人缓步乘月而行（何其淡定！），在更尽时分来到神乐观，王昇出迎。
      　　是夕众人皆不寐。十四日晨，杨应能、叶希贤等21人亦至，环而坐之，无不悲泣。
      　　胡适先生说，《从亡随笔》是根据前出的小说改编来的，因为要冒史料，所以删去过甚的神话，如太祖预定三人牒名、箧中御笔的预言、鬼门一击即开、太祖给王昇托梦等。但仍不免有大漏洞，比如神乐观已无太祖的指示，建文帝亦是信步而至，何以次晨杨、叶等20余人仍能来此集合？
      
      　　胡先生的考证已出本书范围，此处从略，他的大作《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跋崇祯本<逊国逸书>残本》（刊在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发刊号上）对建文逊国故事演变的梳理却值得一看。
      　　胡适所见《逊国逸书》，包括4种：《致身录》《从亡随笔》《拊膝录》和《黄陈冤报录》（后2种已失），都是关于建文帝逃亡的“史料”。书前有崇祯甲申年（十七年）八月，前内阁大学士钱士升做的序。这篇序所署的时间很扎眼，因为就在5个月前，崇祯帝刚刚吊死在煤山，明朝差不多算亡国了。大约钱士升的心情还不算太坏，竟有闲情为一部“商业书籍”作序（当然，钱老先生乡居已久，也需要挣些润笔花花）。胡适分析这部书“大概是国变之际南京书贾的一种投机牟利的事业。”因为编书时，北京已破，序文中发慨道：“甲申（崇祯十七年，1644年）距建文壬午（二年，1402年）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沧桑之变，言之可痛”。点出了商人编集这样一部书的时机及“卖点”所在。所谓“国变”之“痛”，对书商的意义，只是为其重炒现饭，将旧书结集再版提供一次机会罢了。
      
      　　据序文介绍，前书是“焦弱侯先生（万历时著名学者焦竑）得之于茅山道藏”，后书是钱士升本人“得之江右徐若谷司定者”。表明两部书出世都很晚。胡适将二书进行了对比，认为《致身录》先出，《从亡随笔》后出，且主要依据前者的纲要，“略加细节目而已”，所以内容要比前者为详。《致身录》多“小说口吻”，“全无史料价值”是一目了然的，《从亡随笔》因为要冒充史料，把其中最荒诞的神话都删去了，更具欺骗性。
      
      　　胡适先生的结论是，两部书都是伪书。他考证建文帝“逊国故事”，其实是要借这个从亡故事的演变，说明一个道理：“凡故事传说的演变，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证”。他还列出了这个故事的演变痕迹：
      　　第一，建文自焚后，民间传说纷起。
      
      　　第二，其后数十年，约到15世纪中叶，出现建文亡臣20余人，其中9人有事迹（皆可见《明史》），但只说他们是“亡臣”，并不曾说他们是“从建文出亡之臣”。
      　　第三，民间又起了一段程济的神话，有许多怪诞，又有补锅匠等传说。
      　　第四，万历末年，建文逊国之事“稍稍彪炳”，于是《致身录》出，将前一阶段陆续所出的人物，东扯西拉，合成22人，更把传说中的补锅匠、雪和尚等人一一坐实。建文行踪也说的“像煞有个事”了。
      　　第五，崇祯末年（17世纪中叶），又有程济《从亡随笔》出现，尽采前说，再添上2人，删去明显有误的一人。故事至此基本成型。
      　　日期：2013-09-0712:19:02
      　　第二章　骨肉之变
      　　四　建文帝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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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此文着重考察建文故事在演变中不断丰富的过程，而不久后孟森先生著《建文逊国事考》（原载《北平图书馆馆刊》1931年第6期），则着力于史实的考证，原文约8千字，看官可自参阅之。
      　　如今各地有许多建文遗迹与遗物，如云南、贵州、江苏、福建、重庆等地，分布极广，主要是寺庙、墓葬及一些带有御、驾、皇等字样或龙形纹饰的器物和诗词。很多人对建文帝在当地盘桓隐居多年，并葬身于此，深信不疑。考证也是异常精详，就拿重庆（明代属四川）来说，就“发现”沙坪坝、磁器口、渝北区三处落脚点，据说建文帝3次到重庆，所从之来，所去之地，所携之人，调查得清清楚楚。朱棣没有办法做到的，今人不借助摄像头，轻而易举做到了；今人若穿越到明代，一定把东厂、锦衣卫做得风生水起。
      
      　　但是，容我说一句大大冒犯的话，我觉得有关证据多是从附会出发，展开罗曼蒂克的夸张联想，进而得出浪漫主义的结论。这种思路令我想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某些传销组织的手法，如称国家秘密支持的某项目，把人忽悠来了，先带着参观各种公共场所的公开“物证”，如这个像什么，代表了什么，那个像什么，又暗含了什么，天花乱坠，由不得人不信；然而，信了便上当！
      　　绝大多数的这个遗迹，那个遗迹，多不过是如此攀拉硬扯，巧思附会出来的。比如唐末的黄巢、明末的李自成，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例的死而不死。黄巢在泰山虎狼谷自尽，民间却盛传他在洛阳出家，还曾留诗道：“曾记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栏看落晖。”李自成殒命湖北九宫山，有传说却称他在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立地成佛，小说里他还和陈圆圆生了个美女阿珂，就更不用说了。和建文帝一样，关于李自成的下落，不仅民间传言甚盛，学术界也争论了许多年，至今没有定论。有人总结出“倒霉帝王多出家”的规律，依照这个规律，建文帝也只好出家为僧，托此龙蜕了。各位看官，建文逃亡事，只可作好玩的，切莫当真！
      
      　　先附会联想，再对号入座，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习惯性思维方式。
      　　对不住，一棍子扫了一场子的人，上纲上线上到全中国人民头上，告罪告罪！
      　　那我回过来老老实实说吧，从全国分布如此之广、证据如此之多的建文帝遗踪来看，建文帝哪里是逃跑，他简直是巨人游历山河，否则怎会处处留下巨大的脚印？人们常说，朱棣是“明代特务政治”的始作俑者，那我要为他平反了，建文帝在江南一带招摇过市，他都发现不了，抓之不着，还敢称特务？伪军侦缉队都算不上，顶多就是“城管”（明代锦衣卫有城市管理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