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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正是由于上述诸方面的考虑,张君劢特别服膺倭铿的人生哲学,并从倭铿哲学局限性的认识出发,又研究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从他们的学说里,张君劢不仅看到了科学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看到了精神生活在人生及社会中的价值。他回国之后所作的《人生观》的演讲,哲学思路基本上就是在德国形成的。 在《人生观》的演讲中,张君劢从五个方面,直揭科学 -- 167 新儒学批判541 与人生观的对立。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入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① 张君劢之所以强调科学与人生观的对立,其旨趣在于敬告国人,切意护住民族文化精神,万不可在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下失了本心,丢了灵魂。他举西方文明为例:“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也。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上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 …… 抑知一国偏重工商,是否为正当之人生观,是否为正当之文化,在欧洲人观之,已成大疑问矣。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 ②又说:“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船坚炮利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所谓“大反动” ,所谓“物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09—912页。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13—914页。 -- 168 641新儒学批判 极将返“ ,即是说,西方人已从原来的科学万能的迷梦中觉醒过来,从物质转为精神,从外求转为内省,从崇尚科学转为崇尚“新玄学”。 “此新玄学之特点,曰人生之自由自在,不受机械律之支配,曰自由意志说之阐发,曰人类行为可以参加宇宙实在。” ① 就西方哲学的发展情况论,张君劢所谓的“新玄学”指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但是,他将其运用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时,“新玄学” 却是中国文化中的儒学传统。他认为,中国立国之道,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在自给之农业,不在谋利之工商;在德化之大同,不在种族之分立。中国儒家思想极重内外之别,内外无碍,其特征便是强调内修。 孔子有“正己”之训,孟子有“求在我”之说。然而,张君劢亦看到,中国自开关通海之后,欧洲文明潮水般地涌入,国人已深受物质文明的影响,要想静下来过“内生活” ,已不是一件易事。 但是,他又认为,愈是这样,愈有提倡“内生活”之必要。他说:“故在锁国与农业时代,欲以‘求在我’之说厘正一国之风俗与政治,已不易矣;在今日之开国与工商时代,则此类学说,更不入耳。然吾确认三重网罗(指欧洲文明的国家主义、工商政策和自然科学知识——引者)实为人类前途莫大之危险,而尤觉内生活修养之说不可不竭力提倡。” ② 张君劢与梁启超同去欧洲考察,所见所感所想几乎一致。 ①《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55页。 ②《中西印哲学文集》,第971页。 -- 169 新儒学批判741 他同梁启超一样,认为西方的科学文明已经破产,现在该是凸显中国文化价值的时候了。 他在《科学之评价》一文中,明确指出他将科学与人生观作比较研究,意图就是要人们“认识今后发展之途径,不可蹈前人覆辙”。 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忘却形上方面,忘却精神方面,忘却艺术方面” ,必将走到危险之境。而在形上、精神、艺术三方面,中国传统里有着极其丰富的宝藏,因之,寻求民族振兴的大法,根本用不着外借,只要肯用功夫,静下心来过“内生活” ,凭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便可踏上强国之路。 基于这一考虑,张君劢认为当下中国文人的学术研究,重要的是挖掘出传统文化里有助于人们过“内生活”的精神财富。也正是在这一动机的支配下,他写成了洋洋六十万言的《新儒家思想史》。因为在他看来,第一,中国是儒家的天下,中国人的人生观极大部分是受孔子的影响。因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第二,西方人研究中国儒家思想,只晓得孔子孟子等先哲,对于秦汉以后的发展情况却知之甚微,所以有必要把孔子和孟子以后的儒学推向世界。 第三,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宋明理学是一重要发展时期。 尤其是,这一时期的新儒家接承孔孟传统,极其强调心性之学,强调过“内生活” ,而不同于汉学诸子重考据轻义理。而且,张君劢认为,中国儒学的复兴和以之去救度西方人的就是宋明以降的心性之学。 为充分说明儒学复兴之必要和心性之学在未来人类之价值,张君劢首先将中国思想文化概括为四大特征。 第一,中国人在哲学方面的兴趣集中在道德价值方面。 他 -- 170 841新儒学批判 们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人与人的关系是思想家首先必须考虑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试图建立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 非独如此,儒家对不同的社会成员均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再者,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采取的是一种目的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反过来又使中国人的兴趣更倾向于道德价值方面。 第二,中国人重视道德价值,同时又不乏对世界的形上思考。但是,他们的形上学永远是理性主义的,不带超自然主义的色彩。他们认为天是道德的根源,并以自然界阴阳二力或变化来解释天与道之关系。 由于形上学的理性主义色彩,中国人自孔孟以来,皆肯定天地间万物之客观存在。 《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 ,就是这层意思。张君劢还认为,佛教也是理性主义的。比如佛陀曾对弟子表示,他们对他的信仰应该基于理性。而“中国人甚至比佛家更属于理性主义的。”因为中国的思想家认为上帝与自然之间没有间隔,如果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有区别的话,也只是程度上的,不是根本的。这就是:“凡是形而下的都可以归溯到形而上的;凡是形而上的都应该用这世界的现象来加以解释。” ① 第三,中国人最大的兴趣是“对心灵的控制” ,即热心于“内生活”或曰心性之学。自古以来,国人就深感到心灵常为物欲和偏狭所蔽,所以将“净心”作为得道的先决条件。一旦把自私的念头去掉,心便能不偏不倚,便能明朗和具有远 ①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第34页。 -- 171 新儒学批判941 见。周敦颐的“无欲” ,朱熹的“致知”和“专心”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都是强调对心的控制,不为杂念所扰。 第四,中国人极其重视身体力行,重视对道的弘扬。 “人若有志于道并愿献身于道的话,首先要做的便是将自己所信的原则付诸实行——自己身体力行,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及对国家所尽的义务中具体地表现出来”。例如,贪爱金钱,耽于色欲,热衷名利,自然无益于道的领悟;怒气、暴力、说大话、饶舌等不良行为同样是领悟道的障碍,也应尽量避免。 故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以杀身以成仁。” 1922年初,张君劢刚从欧洲回来,就在中华教育改进社作了《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的演讲。演讲中,他对欧洲战后文化的分析,同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几乎没有多少差别。他首先告诸听众:“吾有一语,警告诸君,诸君且勿骇怪,即欧洲文化上已起一种危机是也。” 接着从三个方面作了分析,指明欧洲文化陷入危机之原因,一曰思想之变动,二曰社会组织之动摇,三曰欧战之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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