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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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许可以从技术上分析刘继明的诗歌，但是我感到将一种内心的感动传达出来是极为困难的，而且也不会有两种感动它会是一样的，同样一首诗歌，对于不同的读者，甚至对于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它的感人的意味是不一样的，如此，说出一种个人化的感动是有意义的吗？其实我也不认为对诗歌的分析是有意义的，因为诗歌绝对不是理性的产物，他是灵感的产物，是感性本身，用理性化的语言，是难以传达诗歌的本质精神的。一种诗歌分析，如果，它引起了读者对诗歌的深度兴趣，他让读者感到有必要将评论者所分析的诗歌找来读一遍，那它就已经达到了目的。
      
      答《市场指南》报记者范文琼问
      
      今年第一期《文学报·大众论坛》版刊登了读者罗晓《令人惊诧的"悼词"》一文，对葛红兵先生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同时，质疑葛红兵先生的文风和学风，为此，《文学报》专门发了编者按，进而连续几期发表批评葛红兵观点的文章，接着《文艺报》、《鲁迅研究月刊》、《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日报》等数十家大小报刊纷纷加盟，一时间，国内学术界和批评界议论纷纷。到底，我们应当用什么态度来进行学术研究，进而，我们如何评价二十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就此事，本报记者采访了葛红兵先生。
      
      记者：今年的第一期《文学报·大众论坛》上，有人对你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一份悼词》提出异议，认为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采取了揭隐私和全盘否定的态度，对此，你是如何认为的？
      
      葛：关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体评价。我认为"五四"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群体本位、道德本位文化）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新文化是个体本位文化、感性本位文化，与此相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潮是个体论感性文学思潮，从这个认识出发，那些代表了人类对自身感性生命的认同和张扬，代表了人类自我表达、自我认同的思想方向作品才能代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才有典型性，才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正是在这一方向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作未能摆脱青春冲动型写作的粗浅状态。所以精神上的主潮文学作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恰恰没有表现出主潮文学所应当的成就和气魄。进而，它们常常被误读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旁支（上述观点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的主体）。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绝大多数人不能同意郁达夫、徐志摩等的浪漫主义写作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主潮精神（也不能接受后新时期以来朱文、韩东、陈染、林白、棉棉等新感性写作）的原因。当然，传统的"现实主义主潮论"依然阴魂未散，这也是一个原因。
      
      就此，我肯定了上述写作潮流，充分地强调了中国文学在这一方向上的成就。但是，显然他们并非"大师"，我所认可的那些作品也和以往大家所习惯的"经典"相去甚远，并不能为某些人所同意。但是我也希望，讨论者不要因为我所认为的好作品和他所认为的好作品不同，就说我完全否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他应当知道我只是否定了他所认定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而认为我的学风有问题。
      
      记者：提到"大师"，你的文中说到："我宁可认为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文学家是王实味、遇罗克、张志新、顾准……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可是他们的人生就是一篇完美的诗章，他们写出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叫文学大师吗？"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你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评判"大师"呢？
      
      葛：我将张志新、遇罗克等说成"文学大师"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并非真的就是说他们是"文学大师"了。这个比喻包含了我对文学界（本当为民族进步之先锋，自由思想之牺牲）为何太少张志新、遇罗克的疑问。尽管文学史上有闻一多、左联五烈士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深究，来实事求是地，不为贤者讳地研究一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知识分子的人格史，揭露一些问题，思考一下原因。
      
      记者：在你的文章中，对鲁迅、钱钟书等人的人格和成就进行了极为强烈的否定和指责，文学报因此提出了对学风和文风的探讨，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葛：在图书馆看到《大众论坛》第一期，我为上海诞生了这样一个专事批评的阵地而感到高兴。但是，看到自己的文章被转摘（准确地说是摘了第一、第二部分，谈我对20世纪中国文学肯定意见的第三部分未见摘录），并且前面加了关于我的学风和文风的编者按，我感到很吃惊。
      
       我对鲁迅是极为崇敬的。我硕士专业是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总共研读了10个作家，而仅仅花在鲁迅身上的时间就有三分之一，不过崇敬鲁迅不等于说鲁迅不能批评，否则文学批评就没法存在了？有些人把鲁迅当神看，不允许别人有丝毫微辞，谁说鲁迅身上的问题，就怀疑谁的文风、学风，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方法。
      
       关于钱钟书。说他是中国的文化昆仑，我觉得是神话。从思想家的角度讲他没有创建自己的对于世界的体系性学说，从文学家的角度讲，他当然不是大师，一、他的创作量较小，二、《围城》优秀，但也有局限。它只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他对知识分子的描写带上了严重的文人相轻、文人自贱的偏颇，没有能够真实地反映"五四"后中国新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真实的人格形象。钱钟书是一个一流的知识型学者，看《管锥篇》我是佩服的。但是，我们在看到一个知识型学者的人格魅力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它的欠缺，它可能鼓励一种"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的鸵鸟主义生活哲学。一个人，一味地沉浸在书本中，对生活中的不公义、不人道之事报以沉默？？这恐怕也不是人生的高境界。
      
      我的最后学位方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我的导师是这方面的杰出专家，我本应当在此一问题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但是，十分愧疚，我虚度了大量时光，才疏学浅，未得此学之入门，至今想起，依然感到痛悔，感到愧对恩师的教育和期待，更为自己的大量浅薄之论感到心痛。但是，在我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一文所阐明的观点，我现在依然没有什么改变，虽然我承认它很浅薄（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什么真正的大师，它只需要浅薄的说真话的人）。我不相信我有什么文风和学风的问题。自忖小文虽然浅薄，但是材料没有虚假，观点没有抄袭，材料和观点之间也算符合正常逻辑，至于有人因为我的这个"逻辑"和他不同，一定要说我"思路混乱"，从这个前提出发他也应当"逻辑"地得出我"水平浅薄"的结论，至于他用什么"逻辑"将"思维混乱"和"文风"、"学风"联系起来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倒是希望大家来真诚地讨论一下，二十世纪中国在文化上到底有些什么成就，它真的如我们想当然的那样伟大吗？它对世界文化的贡献真的有那么大吗？如果不是，那么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记者：许多论者是用"文风"以及"学风"这样的问题来质疑你的，你对此如何看？
      
      葛："文风"和"学风"在那些人手里是打压别人的万能工具，他们无法就事论事的讨论，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说的那些是不自信的，所以他们拿出"文风"和"学风"这帽子来要采取"武器"的批判，他们对自己的批判的"武器"已经失去了信心。古希腊人为什么要判处苏格拉底死刑？因为他们害怕苏格拉底说出真理，教会为什么要烧死布鲁诺？因为教会对布鲁诺恐惧。那些人说我"文风"、"学风"有问题，其动机和这是一样的。想想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出了真理的小孩子，他所受到的待遇，再想想那两个骗子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了。不过，我痛恨的是那些所谓"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不知道是非，而是不敢、不愿辨别，他们自己将眼睛蒙上，也想将别人的眼睛蒙上，甚至痛恨睁开了眼看的人。
      
      记者：不可否认，你的批评是尖锐而标新立异的，你是否有意用这种标新立异而取得大众的注目呢？
      
      葛：我认为，90年代以来文坛批评是缺席的，一方面是许多著名批评家的退场，另一方面是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先锋意识、批判精神的退化。批评平庸化了。我们今天当需要那种风格凌厉，敢于标新立异，敢于坚持己见的新锐批评文风。我的批评文字正是追求这样一种风格。现在，文坛正被一种腐朽的学风所左右，说话不痛不痒，批评打打洋腔，官腔。我渴望一种直刺人的心脏的凌厉文风，它是身体管理学，让人坐不住，站不稳，心烦意乱。"标新立异"就是我的追求，这有什么不好？我时刻都渴望"标新立异"。我也时刻希望我的文章能够"哗众"，让读者惊讶得叫起来，我要刺伤他们。但是，我不会像有些人那样试图"取宠大众"，批评家不需要这样做。
      
       2000年2月－3月
      
      关于《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代中国文学》的通信
      
      按：拙文《跨国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与当代中国文学》在《山花》杂志2000年第3期发表后，许多朋友很关心，一些朋友来信，对文章中的一些提法表示了质疑，我一一做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