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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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收购的一方认为，与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案不同，对美国而言，迪拜世界与P&O同为外国公司，它们之间的并购不会带来美国港口性质的改变。发生转移的只是港口的管理权，安全方面还是由美国海关和海岸警卫队来负责。甚至连以色列最大船运公司的CEO都站出来为中东宿敌作证：“我们跟迪拜世界港口公司合作多年，从来没有在安全上出过问题，他们是值得信赖的伙伴。”
      　　反对方则认为，港口属于“重要基础设施”，即便其所有权性质不变、安全管理措施不变，也不能冒险将之交给可能与恐怖分子有染的国家进行管理。仅凭这一条，反方就取得了绝对性胜利。2006年3月8日，美国众议院委员会以62票赞成，2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阻止迪拜公司的决议。第二天，迪拜方面宣布放弃美国境内的港口接管，这些港口最终被P&O出售给美国保险巨头AIG旗下的子公司。
      
      　　迪拜世界港口事件被认为是美国《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诞生的直接诱因，此案也彰显出美国的立场：只要属于“重要基础设施”，不论对方就安全性做出何种保证，也足以成为否决一项外资收购的惟一理由。
      　　日本的经验：澳洲麦格理折戟羽田空港始末
      　　事实上，但凡涉及重要基础设施，各国对外资并购的态度都是慎之又慎。2009年澳洲投资银行麦格理集团（AO:MQG)旗下的基金公司麦格理空港（下称“麦格理”）折戟日本空港大厦股份收购案，即是另外一例。
      　　从2007年5月开始，麦格理即在日本证券市场上公开收购羽田空港大厦公司的股份。不明实体的外资基金进入公司主要股东行列，让羽田董事颇为不安。7月，，麦格理CEO首次拜访羽田空港，说明收购目的并提出相应要求，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在麦格理资本突进的同时，日本国土交通省官员表示：“今后麦格理有可能把股票占有率提升到30%，甚至50%。到了那个时候，该公司就有可能掌握日本空港的经营权，真的到了那个地步，日本国家的安全保障就会出现问题。”尽管当时日本著名评论家猪濑直树表示“麦格理收购空港大厦，这与日本国家安全风马牛不相及”，小泉内阁的金融大臣竹中平藏也认为“安全保障这个理由过于牵强”，但时任国土交通大臣的冬柴铁三坚称：“成田空港公司，或者是管理羽田空港大楼的日本空港大厦公司是日本不可代替的重要设施。如果特定的外资支配了这样的设施，我想这是违背国家利益的。”国土交通省并以“国家安全上的担忧”以及“外资追求短期利益而降低服务水准”为理由，着手准备向国会提交新的限制外资投资的条令。
      
      　　10月，麦格理收购羽田空港股份达到19.9%，距离触发羽田空港启动反收购条款比例（规定为20%）只有一线之遥。麦格理CEO突然表示不再增持股票，且不会介入公司经营。至2009年5月，麦格理在“拉锯”两年后，以低于当年收购成本1298日元/股的价格，卖出所持羽田空港股份，宣告收购彻底失败。
      　　日籍专家、Chinalyst投资顾问公司CEO孙田夫认为，正是日本国土交通省的立场，阻止了麦格理的进一步行动：“麦格理在启动反收购条款比例的20%之前，戛然而止，显而易见，这是屈服于来自羽田空港反收购对策的压力，以及来自国土交通省为代表的日本政府的压力。”
      　　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投资系聂名华教授介绍，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对外商投资限制很严的国家之一,对外资并购的法制管理也很严格。在空运、海运、广播电视、有线电视、核能、军工、麻醉药品和电讯等许多部门都有“国家安全”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基本禁止外资渗透到这些部门。同时，日本政府在对外经济实践中，一直注重保护和扶持那些国际竞争力薄弱的本国产业，采取“先保护育成,再开放竞争”的基本策略，有意推迟其资本自由化的进程，以尽可能避免外国资本对日本产业的支配。
      
      　　中国外资安全审查：争议中的持久战
      　　对于我国今年3月3日起实施的“通知”，孙田夫表示，这表明中国政府开始以正式法规的形式，关注跨境（入境）并购中的国家安全问题。外媒则评价为“中国建立了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等的机构”。
      　　此前,我国相关部委往往通过外资准入管理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等形式,对外资并购进行管理。据武长海研究员介绍，我国早期对外资可以并购的行业和领域大多采用列举式规定，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我国履行WTO的承诺，外资进入的领域和行业越来越多，近几年开始出台禁止性规定，即规定外资并购禁止的领域和行业，非禁止即为允许。这种变化加大了安全审查监管的难度。
      　　在“通知”出台前，中国针对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法律制度一直较为笼统。尽管商务部《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与《反垄断法》中有相关安全审查的规定，但因法律标准不够明确，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也因此引发了诸多涉外并购案中的种种争议。2005年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收购中国徐工集团即是一例。在长达3年的巨大争议中，讨论的焦点从“贱卖”过渡到“国家安全”、“产业安全”等方面，当时《中国经营报》特刊部还特别策划了《外资蚕食中国产业No.1调查》。该收购案也于2008年7月宣告失败。此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外资并购事件还有2009年3月18日中国商务部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这是中国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首个未获通过的案例。同年，美国对冲基金JANA基金收购沈阳机床（000410.SZ）大股东沈机集团30%股权亦被否决。
      
      　　而在行业领域，一直以来对于外资并购争议较大的还有水务领域。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由于巨额的基础建设资金一时难以筹集，地方政府纷纷引进外国投资者，时称水务“洋务运动”。这引起了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志琪的忧虑，他表示，“把水务行业与其他一般竞争性行业对待，是方向性错误。应该保证国家对水务行业的控制力，计划产权改革的水务企业在对引进外资还是内资的问题上要慎重，已经引进外资的水务企业应保证国有企业的控股权。”
      
      　　2010年7月26日，英国泰晤士水务公司将所持上海大场水厂全部股权转让给上海自来水市北公司。加之此前苏伊士昂帝欧水务集团、安格利安水务集团或收缩、或退出中国市场，媒体评论：“曾经风光一时的‘洋水务’大有全面撤出中国市场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保明给《环球财经》记者传过来的一份资料显示，按照资产份额来算，截至2009年，美国公有设施占全美国自来水资产的89.3％；按照收入份额来算，公有的占85.7％；而私有设施占全美国自来水资产的10.7％，市场份额仅占14.3％。张保明分析道：美国在自来水领域私营比例偏低的原因，一是水务业投入较大，回报很低。二是“911”后，美国不断加强和完善“关键性基础设施保护计划”，出于反恐要求，对公用事业的安全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予以高度重视，由国土安全部与环保署共同辖理。。上述两点是美国私营企业进入水务意愿不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