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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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的讲，对于环境的原生态，就是我们不开发，不进行劳动是最有价值的，就是对于热带雨林，对于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是地球的氧吧，不开发才是最好的，还有就是人类对于湿地的认识，把湿地作为地球之肾的认识也没有多少年，在马克思的时代，见到雨林所想到的就是如何把它砍伐变成木材，而价值只是砍树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见到湿地想的就是如何把水排干变成农田，价值就是种粮食的劳动和排水的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不要说对于雨林和湿地对于人类和地球的环境价值，连基本的环保思想也还不存在呢！因此对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增加了环境概念的今天，对于环境价值的认识，在马克思理论中是不足的，把环境变成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价值，只有把环境破坏后再治理，发生了劳动以后才有价值这样的经济理论模型，鼓励大家污染再治污这样的经济浪费，难道不是落后于时代了吗？
      
      　　所以对于环保成为世界的主题以后，马克思理论对于世界在环保的新发展上是有局限性的，需要有更符合科学和环保的经济理论适应当今世界的新发展。
      　　未完待续……
      　　日期：2010-06-18　13:17:25
      　　游资规则（三）
      　　四、游资的历史渊源
      
      　　我们发现炒房是从浙江开始的，山西也是非常流行，游资也是集中在上述的地域，而中国的富裕地区却不仅仅是浙江和山西，中国的广东与香港最近也最先有特区最先发达，而福建的一些地方也有下南洋的传统和与台湾一衣带水，而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更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但是为什么就是浙江和山西比较发达？
      　　这里我们是要注意到其中的历史渊源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浙江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是中国的金融老大，他们动辄数百万两白银的金融运作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与皇帝的税收和能够控制的银两是可比的。这些历史上的钱庄和票号也是大量通过发行银票的流通，取得低成本的银票准货币，再拿这些银票货币去炒卖地产，中国古代的地主利用钱庄进行土地的炒卖和兼并，是早有历史的，这些地方是有这些历史传承的。中国的广东、福建等地也很富裕，但是这些地方就没有这样的历史传承，这些地方历史上是进行外贸和走私的不是玩钱玩银子的，上海的开铺也是买办文化而京城是玩政治搞官的，历史传承和历史智慧的作用是很大的。
      
      　　而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虽然西方的金融观念进入中国，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钱庄档手们也有自己的生意经，这是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生意经，这些生意经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受重视也难有文字流传，因为在抑商的长期国策下，你的经营操盘取得暴利肯定是要被官府限制的，不被镇压就不错了。所以这些生意经就是师傅带徒弟的私相授受，虽然在中国公有制的中断很多很多年，但是私相授受的环境还是有的，尤其是家族之间的传授，这样的智慧传承造就了炒房操盘的人才，同时也使得浙江和山西取得了更大的财富流入。
      
      　　历史上的钱庄和票号，对于怎样的金融套利是非常在行的，有其独到的生意经。在历史上中国的金融套利，就是钱庄利用各地的银价、利差与土地、粮价的大规模套利活动，这些钱庄和票号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中国的各次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也是分不开的，不断地造成地价、粮价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动，导致民不聊生威胁社会安定，中国的改朝换代来自土地兼并，而这样的兼并与中国古代特有的金融运作方式的加剧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而对于他们的金融研究一直是不被历史研究所重视。
      
      　　在历史上中国不是没有资本，没有成为资本社会在经济上是贵金属货币的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货币来满足需要，而在政治上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就如中世纪的犹太人是二等公民但是掌握各国金融业的牛耳。对于中国古代粮价与地价、银价也是剧烈的变动，一般情况一两银子买二石米，但是饥荒时一两银子买不到一斗米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正常情况3两银子一亩地，也可以变成一两银子二亩地（黄仁宇，《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三联出版社），在古代钱庄和票号等金融业也是以田产来抵押放款的，也是以炒作土地田产房产作为主要的牟利手段之一，因为囤积粮食可能被官府征用风险很大，而囤积土地房产则一般不会，因为在古代中国土地房产的最大持有者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钱庄通过发行银票或者汇票来支付购买或者收押土地的款项，高价出售土地和低价占有抵押土地，地价低的时候囤积收购土地，典当以其取得的典当土地从钱庄处取得银票放款，钱庄与当铺还形成了类似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钱庄开出银票相当于发钞而当铺在钱庄取得银票相当于贴现。资本以银票而不是实银取得了金融衍生的利益，同时政府是难以征用的，因为钱庄、当铺所实际占有、控制的大量土地房产，名义上都是有其他主人的，是有当票在外面的，他人有权赎当的。现在游资的各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金融炒作生意经的发展。
      
      　　中国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富裕阶层，我们看是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很多人就有了什么不读书就赚大钱等等的说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些致富的人员中原来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特别多，比例很大，更多的也是家里祖辈曾经有过经商经理人的经历，这些人都是有传承的，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不高很多是因为当年的出身问题和社会动荡被剥夺或者错失了教育的机会，他们从家里所得到的家传的生意经的水平比你在大学里面学到的营销案例不仅仅实用更关键的是有不为外人所知的独特性，因此历史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游资的各种金融行为，就知道是有高度的智慧包含其中的，不能因为自己多上了学读了书喝了洋墨水就看不起中国乡间的隐士高人，中国的历史传承下是山外有山的。
      
      　　对于中国古代由于白银等贵金属货币的有限性，在粮食收获季节由粮食交易所产生的货币流通需求会造成货币紧缺通缩，在青黄不接的时期粮食紧缺时就会产生粮价与地价比值的暴涨，从而产生了以年为周期的粮价、地价和银价的波动，而中国的俸禄是以粮价和货币甚至包括布匹等等共同计算的，社会实际实行的是一个多重货币体制，这样的货币兑换过程钱庄在此是非常容易套利的。因此北宋的王安石搞青苗法，就是看到了这样的套利和套利对于老百姓的鱼肉对于社会安定的威胁。青苗法利率二分，也就是20%利率，时间是青苗到成熟的半年的时间，这样的利率已经大大的低于当年的高利贷的利率，政府以府库的金融实力进行金融操控，挤压了高利贷的空间，就此好事也因为与金融利益集团不合而失败，所以即使是在商人金融家为社会末流的高利贷者的皇权时代，其左右社会政治的能力也是极强的，更何况是在金融为王的资本市场时代呢！
      
      　　对于中国领先世界千年，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中是存在巨大的历史智慧的，我们需要的是让这样的历史智慧传承为国家和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地下经济的灰色地带，应当认识到中国对于投机、投资的水平和历史也是丝毫不弱于西方的金融大鳄的，他们不是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书本知识，而是来自历史的经验积累，有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自己的生意经，从陶朱公到沈万三再到伍秉鉴、胡雪岩等等代表人物风起云涌，只不过他们的智慧不被中国历代皇权所重视，不但不重视而且是刻意加以限制，其思想也不能成为文字留传。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发掘中国的历史智慧，给他们合法的舞台而不是地下的舞台，合法以后不仅仅可以发扬光大中国的历史智慧，也可以把这样的地下暗流和不稳定因素纳入监管和征税的范畴，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团结。
      
      　　五、游资的来源与热钱
      　　对于游资要发挥其力量，成规模是必须的，这也是与普通的高利贷所不同，也是与一般的投机不同，这样的规模就是在于操纵市场给市场发生改变，从而产生套利的空间，游资的爆炒和投机的爆炒的本质差别就是在于此！对于一个高利贷和投机爆炒，其管理成本也是高昂的，只有足够的规模才能够经济合算，因此游资的操盘手需要的就是集中资金，游资操盘手私下募集资金是常态，也是触发非法集资的灰色地带。
      
      　　对于游资的来源，很多是带有非法影子的，因为我们对于非法集资一向是严厉打击的，游资很多的资金来源也是带有集资的意味的，是行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的，其不合法的巨大风险也使得他们必须追逐更大的利益，造成他们的行为更加的疯狂。